我不会玩掼蛋，现在也很少打扑克，不是现在，是以前也不喜欢，人数不够的时候我会去凑个数，但我打得极臭，常常还没打几把就把对家气得够呛。为了好玩儿，我们那时候打牌总是多少要带点，也不多，几毛钱或几块钱，即使联防民兵来了也不会说什么。我们那时候谁都没钱，但不带钱打，大家都打不起精神，或者是吃花椒，谁输了就吃一粒花椒，龇牙咧嘴也很好玩儿，一粒花椒吃下去，“嗦嗦嗦”不停地吸气。那时候打扑克，总是下大雪时没事干，大伙儿坐在一条大土炕上，外面下着大雪——下雪和下雨不同，好像是没有声音，但其实是有声音的，那种声音我说不来，我曾经想把下雪的声音形容一下，但直到现在也形容不来。这边打扑克，那边在灶里烤几个山药蛋，打几轮下来，山药蛋也就熟了。烤山药很好吃，把外边的焦皮剥剥，里边的山药瓤是沙的，真好吃，没吃过这种山药的人你跟他说山药真沙真好吃他不会懂。河北的坝上地区出这种山药，每年冬季来临之前，各单位都会派车去坝上拉山药，拉了一车又一车，这是秋冬之间的一件大事。一到时候，人们都会带上麻袋去单位分山药，那时候几乎家家都有地窖，山药只有倒在地窖里边才不会生芽子。地窖里还有那种明黄色的胡萝卜，这种胡萝卜比较脆嫩，新疆那边吃手抓饭用的就是这种，吃手抓饭你要是用那种酱紫色的胡萝卜，会被人说不正宗。地窖里，必有的还有茴子白，那种个头简直大到像是有些野蛮的茴子白，一个人只好抱一个。怎么会长这么大？你会在心里说。这种茴子白能储存很长时间，一年，两年，三年，看上去像是完全干掉了，但剥一剥，你就会发现它只不过是外皮干了，里边什么事都没有。西北的冬天，人们都吃这个，再加上山药淀粉压的粉条子。每年冬天来临之前，人们会压很多很多的粉条子，一坨一坨地压好，放在院子里先冻好，然后再把它们装在一个又一个的袋子里。粉条子是个好东西，猪肉炖粉条是好菜，茴子白、山药蛋里边加些粉条子，吃起来也不赖。北方用山药蛋的淀粉做的粉条子要比南方的米粉好多了，当肉汤完全浸透到这种粉条子里边的时候，粉条子是褐色的，“呼噜呼噜”吸溜着吃，可真好。
　　冬天的北方，躺在家里猫冬是一种幸福。一条大炕热烘烘的，北方的那种集体宿舍大炕动辄可以睡十多个人。晚上下雪出不去，也就剩下个打扑克，四个人一摊儿，再四个人一摊儿，再四个人又一摊儿，一条大炕上坐三摊儿，那可是真热闹，不喜欢打扑克的人就负责烤山药蛋。因为天冷，光生炕火还不行，还得在地上生个大生铁炉子，炉子很高，齐人腰那么高，把山药埋进灰里，也不急，让它慢慢熟。炕火里烤山药和炉子里烤山药不同，很大的那种炕往往会有两个烧火的炕灶，炕灶的样子就像是小号的延安窑洞，把山药蛋直接放在那个小号炕灶里就行，不过需要过一会儿翻翻，过一会儿再翻翻。
　　那时的冬天，外边下着大雪，屋里打扑克吃烤山药，很美。
　　我不太喜欢打扑克，也打不好扑克，有时候就在旁边躺着读书，那时候读的书里最厚的一本是《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是一部很厚的书，为了不耽误别人读，我们干脆把这本书拆成了三本，大家轮着看，同时看，你看之一，他看之二，另一个人看之三，这本书真厚，我希望今后不要再出这么厚的书。因为我不喜欢打扑克，加上我手很臭，所以不是三缺一，人们就不会想到让我参战。但那时候我是青年队里出墙报的好手，青年队的墙报几乎就我一个人在那里鼓捣。终于有一天，那几副扑克都打稀烂了，他们建议我给他们画两副扑克。我没画过扑克，我想在这个世界上也没几个人画过扑克，但他们一说我马上就同意了，我喜欢做这种事。我放下手里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马上就给他们画了起来，用那种很厚的崭新的牛皮纸。先把纸裁好，那种纸很硬，一揉“咯吧咯吧”响。人们那时候都会用这种纸给自己做个纸钱包，放零钱和饭票。我画扑克的时候，别人找来点红颜色，我们住的那个屋子里当时连个桌子也没有，我就趴在炕上画。炕火烧得可真是热，我的肚子热得受不了，就在肚子下放个枕头继续画。有人出去撒尿，在外面大喊一声：“老天爷啊，你就好好下吧，千万不要停！”
　　多少年过去了，我怀念那样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