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最欢喜的事就是过年，老人们常说：“过了腊月就是年。”腊月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几场雪过后，家家屋檐下都会挂一排冰溜子。那时候不懂得看日历，只是每天都记得跳起来掰挂在右厢房屋檐下的冰溜子，然后嘎嘣嘎嘣地嚼着吃掉，等我跳起来掰不断它的时候就该过大年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的味道似乎越来越淡。每日都是随着匆匆的人流，淹没在无边无际的奔忙中，即使遇到不忙的时候，那千篇一律的吃吃喝喝、走马灯似的迎来送往，也会让人索然无味。每次都是看到商家各种春节促销广告，才想起来快过年了。最令我怀念的是小时候过的年，像猜盲盒，不经意间就会有惊喜：衣服的颜色、鞋子的款式、鞭炮的个数、压岁钱的数额、饺子里除了馅儿还包的其他东西。当这些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走出我的期盼，只留下遥远的记忆，时不时像跃出水面的鱼儿一般，鲜活明亮。而结婚之后跟老公回陕北过的年，是我最喜欢的、带着浓浓乡土味儿的年。
　　我们每次放假都在腊月二十七左右，这天一大早，公公就摊开笔墨纸砚开始写对联。往往自家的对联还没写完，农场里的邻居就拿着一沓儿红纸来了，一个接着一个，一直要写到晚上。每每这时，我都会帮公公写小的，窗户上的、土灶上的、粮仓的、猪圈羊圈的、鸡窝的。这些小的春联基本都是固定的语句。窗户上贴的是“窗含春色千般好，户纳祥光万户欢”，土灶上写的是“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粮仓里写“颗粒饱满，五谷丰登”，猪圈羊圈写“水草通顺，膘肥体壮”，鸡窝写“鸡肥蛋大，家禽兴旺”。邻居们也不嫌弃我的字，都乐呵呵地双手接过来捧着回家。公公也会忙里偷闲地给老乡们介绍我，然后就是不住地夸我。一天下来，虽然累得腰酸背痛，但心里乐得开了花。
　　年三十晚上，公公会在院子中央垒“火塔塔”，就是用煤块垒砌成一个中空的像“玛尼堆”一样的圆锥形煤堆，要一次成功，不能倒塌，所以需要有一定的功底才行。最顶上一块要等到点燃木头投进去后再盖上，等火塔塔着起来，我们一家人围着它转圈圈，火星儿飞舞着，直直地向着空中升腾，然后如天女散花般飘落，直到所有的煤燃尽后就开始给土神爷、灶王爷上香。先用红纸剪出两个碗一样的纸片，分别用糨糊贴在两孔窑的墙柱上和土灶正中央的墙上，等晾干了给口袋里装上沙子，香炉就做好了。上香也是很讲究的，女眷是不可以上香的，因为我没有见过，公公就带上我当助手。他先取出三根香，点燃后双手举着，分别朝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各拜三拜，一边拜一边说一些吉祥话，然后恭恭敬敬地插在香袋的沙子里。香快燃尽时要续上，到天亮一般要换五次到七次。三根香稳稳地站在香袋里，香头红芒微微颤动，燃起的烟一痕淡青，缕缕幽蓝，像水墨轻染随风晕入夜色之中。
　　大年初一一大早，镇上的秧歌队就开始挨家挨户地拜年了，他们边走边扭，到一户人家，如果这家人在大门外放炮迎接，伞头就带着队伍进院子里表演，耍旱船的艄公会即兴编歌词，记得当时他的歌词是：“这家的娃娃不一般，劳动好来粮食高产，学习好来吃公家饭，娶得个媳妇子赛天仙。”公公婆婆高兴地递给伞头一瓶酒，那伞头咬开瓶盖儿，一仰脖子咕咚喝了一大口，然后递给艄公，艄公喝一口再传给下一位，眨眼之间，一瓶酒就已经喝干了。伞头见势扬起花伞，洒脱的舞步被铿锵的锣鼓声再度点燃。歌舞罢离开时，我看见公公给了伞头五元钱，婆婆给了一笸箩糖花生瓜子。高亢激昂的信天游和着鞭炮声、笑声、掌声，在这广袤的黄土高原唱响。打那以后，只要回陕北过年，放炮的活一定是我的，除了我本来就喜欢放炮仗，更是因为这浓浓的乡情播撒的是这贫瘠的土地上的好儿女们对未来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