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与小野洋子大约相识于1960年。小野洋子的行为艺术不知是否受到苏珊·桑塔格《恩主》中那个噩梦的影响，或是启发，也可能她在以这种方式向她的好友致敬。那个噩梦不仅是《恩主》中的关键场景，也是理解苏珊·桑塔格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先锋艺术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口。
　　希波赖特并不如同苏珊·桑塔格在再版序言中所讲的是一位“年过六十”的法国男人，文中一开始并没有提及他的具体年龄，但是很显然，他要比她所讲的“年过六十”年轻很多。在小说接近结尾的部分，希波赖特经历过同性恋、谋杀、逃离、结婚、丧妻这许多之后，“三十八岁，没有牵挂”“满脑子的偏见”。尽管希波赖特最终还是会老去，但这样概括终究不是恰如其分。
　　熊、黑泳衣人、镣铐，大概分别有特定的指代，不过考证它们未必有十分的意义。就像一个人，在意识或无意识的冲动驱使下完成一件作品，不一定会有明确的刺激源或指向，即便是作者本人，也不一定可以完全分辨得清。仅仅通过文字的输出，大概使作者感觉受限，她转而寻求舞蹈、戏剧、电影等其他形式更自如的表达。
　　人的一生自然是每个阶段都有意义，不过总的来看，总好像有某个阶段只是在蓄势，在积攒力量，在为要做出实质性发展和改变的阶段做准备。而最后的阶段，不过是等那些力量最后散尽，等一切重新归零。
　　苏珊·桑塔格崇尚复杂，势必不会就所有关心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所以她会在讲述之后又否定，以确定的手法展现她试图表达的不确定性。她在她能力范围内制造了足够程度的艰难，她认为这是必要的，一点都不过分。
　　《恩主》的英文名是《TheBenefactor》，意即恩人、捐赠人、赞助者。苏珊·桑塔格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名字呢，其真实意义何在呢，谁又是谁的恩主呢？“恩主”大概并不是一个可以被明确指认的人物或者角色，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隐喻——在欲望与理性、写作者与读者、自我与他人之间，谁都有可能是施恩者，也可能转化为受惠者。
　　人们会对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感兴趣，避开作者虚晃的枪、虚迷的雾，极力想探寻到什么。作品完成后它就在那里，怎样理解它、是否认可它，实际与作者没有太大的关系。作品以外的解释与说明本无必要，更不必去为了什么而矫饰。矛盾会在所及与不所及的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理顺与理不顺都无所谓。
　　反对平庸可能是苏珊·桑塔格一生一直为之努力的事，不过正如她文中所说，花了那么多时间来反对平庸，我们的生活不过是反对平庸组成的博物馆。
　　可是，“平庸何罪之有？”
　　《恩主》从始到终贯穿着情欲，与男人的，与女人的。不同于写作者给出的设定，主人公希波赖特更像一个中性的人。叙述的中心并不在性别取向的判定上，而在欲望本身的流动与形态上。这种写法与苏珊·桑塔格后来在《坎普札记》《反对阐释》中对“身份”“类型”的怀疑是一脉相承的。桑塔格更关心的是体验的多样性，而不是按照类别把人分别贴以相应的标签。读到超过一半的时候，才试图提笔写下一点感受，而在这之前，接受它们、进入它们，一直占据着我。
　　在作品中苏珊·桑塔格设想了一些不同的秩序，比如一座按花名字母顺序来排列的花园，在她心目中，也是她童年离家的一个时间记录；或者每晚、每月、每年换一副面具，包括工作面具、阶层面具、公民身份面具，还有观念面具、美与丑面具、老与少面具。“多数人不作任何反抗就戴上这些面具，一戴就是一辈子。”
　　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影响到苏珊·桑塔格成长的很重要的关系。同大多数人一样，苏珊·桑塔格希望能有一种理想的状态，对此她心存美好幻想。用别人的故事来讲述他们父女之间的疏离，与父亲长时间的缺席。取而代之的是她期望获得一种掌控感，全方位的掌控感，以破解不可逆转的现实发生时袭来的茫然与无助。
　　镜子也是在希波赖特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它可能象征着希波赖特分裂的两部分自我，精神的和现实的，理想的与非理想化的，有时候二者合而为一，有时候互相映照。在梦中他看到自己，受伤的、被安德斯太太步步紧逼难以脱身的自己。在妻子过世后，希波赖特有时对着镜子以孤独的方式获得性的满足，有时候没有镜子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