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是墨水瓶做的。找来一个空墨水瓶，灌满煤油，瓶盖处放一枚铜钱，棉线搓的灯芯穿过钱眼，浸在油里，小半截探出头来。火柴一划，“嗤”的一声，豆大的火苗便颤巍巍地亮起来了。那光是橘黄的，柔柔的一团，刚好能晕开炕桌那么大一片暖。灯芯有时会“噼啪”轻响，溅出极小的火星，旋即灭了。灯罩是没有的，火苗便总微微地晃，墙上的影子也跟着晃，拉得老长，像是夜的呼吸。
　　母亲就坐在这团光晕里，靠着炕墙。白天，她是黄土坡上的一阵风，灶台前的一团火。只有在夜里，在这盏灯下，她才完全属于我们兄妹。她并不识字，肚子里却装着许多老辈传下来的故事。声音低低的，缓缓的，像灯焰一样暖。她说毛野人的故事，说两颗麻子“倒”媳妇的故事，说梁山伯与祝英台，说到祝英台跳进坟里，两只蝴蝶飞出来时，妹妹会“呀”地叫出声；我则盯着那跳跃的灯焰，恍惚觉得那两只蝶儿，正绕着这微光起舞呢。许多年后，当我在书本里读到这些故事的白纸黑字，心里蓦然响起的，仍是母亲那被灯光浸润得温软的嗓音。文学的种子，大约就是在那时，被这如豆的灯火，悄悄焙进了心里。
　　更多的夜晚，是没有故事的。母亲就着那点昏暗的灯光，纳她的千层底。针尖在头皮上轻轻一抿，穿过厚厚的布壳，发出“嗤——啦”的、绵长而扎实的声音。麻绳抽紧时，会带着一种短促的顿响。这声响极有韵律，一声接着一声，不紧不慢地，成了我们最好的催眠曲。我看着母亲的手，那双在白天抡锄头和面团的手，此刻捏着细小的针，在昏黄的光里穿梭，精准得像在描画什么神圣的图案。灯焰把她的影子投在窑洞的弧顶上，巨大而安详。我们兄妹脚上穿的，全是这一针一线里长出来的。有时家里实在紧巴，母亲会多做几双，纳得格外密实好看，卖给镇里或者村里一些不会做鞋的人，以此换点面钱。我们便知道了，那麻绳抽紧的每一声里，都绞着沉甸甸的日子。我的作业，自然也是在这灯下完成的。课本摊开，脸几乎要凑到灯苗上去。灯光实在太暗了，字像是躲在阴影里，需要努力辨认。写久了，眼睛会发酸，便抬起头歇一歇，目光无处可落，最后还是回到那朵颤动的火苗上。它那样小，那样弱，仿佛一口气就能吹灭，可它又那样执拗地亮着，直到煤油耗尽。第二天早晨洗脸，常常发现鼻孔里有一抹黑——那是灯烟熏的。蜡烛也有，比煤油灯亮堂得多，也贵得多。除非年节或紧要事，是舍不得点的。煤油灯的烟，便成了那些夜晚无声无息烙在我身上的印记。这样的日子，结束在一个平平常常的黄昏。
　　村里要通电了！大人们忙活着拉线、装灯头，我们小孩就跟在电工后面跑，看着那根神奇的黑线，从村口一直爬进我们家的窑洞。电灯拉亮的那一刻，我们都愣住了。那么白，那么亮，一下子把每个角落都照得清清楚楚，连墙上岁月的裂纹都一览无余。我们欢喜得疯了，白天里也要跑去拉几下开关，“啪嗒”，亮了；“啪嗒”，灭了。那清脆的声音，像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晚上，我在前所未有的明亮光线下写作业，纸上再无阴影，笔下无比顺畅。我忽然想起那盏煤油灯，它被移到了窑洞角落的杂物架上，静静地蒙着灰。
　　往后的日子，像被电灯照亮的前路一样，飞快地奔涌。我穿着母亲最后纳的几双布鞋，走过镇上的小学，县城的考场，走到了更亮、更远的灯火里去。煤油灯，连同它照亮的那段岁月，似乎真的被遗忘了，遗落在窑洞最深的角落里。
　　可是，不知怎的，这些年，人到中年，看遍了城市璀璨如星河的不夜灯火，心里却总觉着，有些空旷。那太亮、太整齐的光，照得见一切，却照不进某些角落。于是，在某个加班的深夜，或是偶然停电的片刻，那点橘黄的、会呼吸的微光，便会从记忆深处幽幽地浮上来。我忽然明白了，它从未熄灭。
　　那用铜钱压着灯芯的笨拙，那被烟熏黑的鼻孔的微痒，那麻绳穿过布底的钝响，那故事讲到尾声时的温柔停顿……所有这一切，都被那朵小小的火苗，焙成了我生命里最初的、最恒久的暖色。它不够亮，却足以让一个孩子看清母亲眼里的慈爱；看清文字背后的悲欢；看清艰难日子里，那双纳鞋底的手所紧攥着的、不肯松动的希望。
　　如今，我脚下穿着轻便的皮鞋，走在平坦光滑的路上。但我知道，我最初学会站立和行走的力量，是从那千层底上，从麻绳勒过的、深深浅浅的针脚里生长出来的。而点亮我漫长路途的，最初也并不是后来所见的一切日月星光，只是那盏墨水瓶里，一盏颤巍巍的、橘黄色的、煤油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