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潮州人干了件好事。2023年初，《潮州日报》的公众号上登了一条短讯：“潮州影剧院完成改造提升并揭牌”。这消息不算大，但在我眼里，却是一则好消息——潮州人没有拆掉它，没有一锤子下去把它变成什么广场、商业街，而是修修补补，让它重新亮了灯。这座电影院我太熟了，就在昌黎路与岳伯亭那个转角，斑驳的老砖墙后面就是它。那是我上小学时最常去的电影院，学校组织我们去看的电影，十有八九都在那里。
　　说起来，现在的孩子们看片子方便得很，手机掏出来，哪里都是一块屏。但我们那时候的电影可是稀罕物，虽然电视有，录像机也有，但都屏幕小、画面模糊，还动不动就“花屏”。真想看个“大的、清的、动的”，只有电影院。那会儿的人娱乐方式简单，没有 KTV，没有短视频，电影是最体面又最实惠的消遣。所以电影院门口，总是人山人海，尤其有热门片子上映的时候，那票紧俏得很，眨眼就没了。买不到票的就守在门厅里等退票，谁一旦拿到了票，就像摸到了奖券一样，眉开眼笑。
　　“潮州电影院”那五个鎏金大字挂在门楼上，金光褪了些，但气派还在。售票处的小窗口镶着铁丝网，白底粉字的塑料牌子上写着“电影、歌舞售票处”。人头攒动，队伍排得老长，里面的售票员大多面无表情，低头数票不抬眼，仿佛那票不是纸，是一种神圣的配给物。能从她手里接过一张票，便觉得自己也体面了几分。售票口边上就是检票处，铁栅栏砌成的口子一米来高，孩子们白天还爱爬上去耍几下“高低杠”。
　　再往里就是放映厅。木头墙壁上贴着手绘的海报和影片内容简介。门口那块写着“明珠剧场”的白色长方塑料牌子，红字新旧交织，上头还有个钟，黄铜边框，白底花纹，是电影院为数不多的装饰品。楼梯口有一块小小的塑料牌子，写着“二楼小剧场”，有点像现在的VIP厅，票价比下面贵些。我第一次看电影就是在那里，那年父母单位发了几张票，是周星驰和巩俐演的《唐伯虎点秋香》。我们一家三口，手里攥着火柴盒大的票，黑字白底，票根两边还印着座位号。到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场，周星驰正忙着捡狗屎，全场哄堂大笑。我们摸黑找座位，我从头笑到尾，这部片子后来成了我反复重看的“下饭剧”。
　　学校也常组织我们来看教育片。最特别的一次是放《食人鱼》，那天我刚考了数学卷子，69 分，心里打鼓，怕回家挨打，但想到有电影可看，哪怕是恐怖片，心里还是热烘烘的。《食人鱼》的情节惊险怪诞，恰好把我从对挨打的焦虑中解救出来了。那时的电影真是另一种“药”。看完后，老师还带我们看了场3D片《僵尸先生》。那时候的3D很原始，要戴纸壳眼镜，电影里僵尸一跳一抓，像是伸手要把你拉进去似的，吓得我们全场乱叫——有人摘眼镜，有人闭眼，也有人假装淡定去吓别人。我至今还记得那种感觉：电影不是简单的放映，它是一个时代的梦，是带着我们小孩通往外面世界的窗口，也是大人生活里的一点亮光。
　　电影院周围也很热闹。小贩们赶着电影的人潮支摊设点，卖炸货、卖冰棍、卖瓜子。瓜子多是葵花子，用旧报纸卷成锥形，一个小角可以掀开当袋口，起初一角钱一包，后来涨到了两角、三角、五角。现在想来，那时候的人真会生活，报纸都能用出艺术感。还有个卖冰棍的大爷，推着一辆凤凰牌老自行车，后座绑着旧车胎，上面放个浅蓝小木箱，打开后棉被围着两个冰棍壶。那时候的一根冰棍只要一角钱，甜得直钻心，凉得让人打寒噤。边看电影边舔冰棍，那滋味真是清凉透心，也热闹透心。
　　后来，电影院渐渐地没那么热闹了。电视更清晰了，手机更方便了，数字化影院也来了，豪华座椅、立体环绕音响、冷气扑面，但不知怎么，就是少了点味道。那些高清的大银幕好像没办法再像老电影院那样把人包裹进去。所以，当我看到那条关于潮州影剧院重新启用的消息时，心里忽然就亮了一下，仿佛又回到那个夏天的晚上：影厅一片漆黑，窗帘重重地挡住了光，人群开始安静下来，头顶的光束打在银幕上，银幕亮起来了。那亮光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投来的，一双双眼睛盯着屏幕，亮晶晶的，也照亮了我们那时的童年、青春和梦想。电影院其实不单是放电影的地方，它更像一个时光匣子，封存着一个城市最温柔、最热闹、最闪光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