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浪翻滚的黄土地上，黄洋河像一条褪色的蓝布带，静静地绕过磨石沟口，流向远方……我走在河岸田埂上，鞋底沾满了带着稻香的湿黄泥。
　　这河水养育我四十年了。四十年里，河水有几次小的改道，河湾山脚下邻居家的院子早已变成了茶园，我老家房子的模样在记忆中也已经模糊。可父亲说，河水的呜咽声，依然如爹爹抽旱烟时哼出的山歌小调，一声长、一声短，日夜流淌不息… …
　　我们家乡把爷爷叫爹爹，发音是“dia dia”的平声。我没有见过我爹爹，父亲说爹爹长眠于黄洋河畔的黄土垄中时，他才十二岁。父亲的书房里挂着一杆老秤。秤星已经模糊，秤砣上缠着褪色的红布条。
　　“ 这是家传的‘公道秤’。”父亲每次擦拭时都会说。“村里人闹纠纷，你爹爹就用这杆秤帮人评理。他的口头禅就是：斗平梁（良），秤平星（心）。 ”
　　父亲说，爹爹是在民国28年（1939年）逃荒来到黄洋河边的。说那年闹饥荒，路边甚至有易子而食的惨剧。爹爹的几个兄弟各自盘算自己的生活，把最小的爹爹撵出了老屋。二十五岁的爹爹，出门时仅分得一杆秤的家产。他带着身怀六甲的奶奶和不足周岁的长子，沿着黄洋河向北走了七天七夜，到了河边一个叫磨石沟口的小地方。奶奶的布鞋磨穿了底，再也挪不动脚了。爹爹把最后半块麸皮饼塞给奶奶，自己拔起河边的茅草根嚼了起来。就这样，我们家落脚在了河湾处一间废弃的破碾房里。爹爹手巧，会木匠活，给村里一家人修好了八张犁，换来人家三分河滩地耕种。第一年种的稻子还没成熟，奶奶就在碾房里生下了我大姑。上过私塾的爹爹在桃木牌上郑重地写了我大姑的名字，用以辟邪。
　　我小的时候，奶奶经常拉着我去看磨石沟口河堤边一块大石头。她说：“你爹爹就是坐在这儿给人说理的。邻居杨家两兄弟争地界，找你爹爹评理。你爹爹拿着秤杆，从他的‘斗平梁，秤平星’说起，从大晌午一直说到日头偏西，最后，双方心服口服。 ”
　　我小时候常常想象着奶奶口述的那个画面：夏日的黄洋河泛着碎金，戴顶烂草帽的爹爹坐在石头上，旱烟袋杆和老秤杆在夕阳里晃悠。奶奶满脸自豪地说，别看你爹爹说话慢，却字字在理。他像打算盘似的，把人家的糊涂事给编排得清汤利水。
　　奶奶说我父亲是她的第九个孩子，前八个孩子因饥饿夭折了三个，父亲脚下还有一个没满月就夭折了。说爹爹去河边砍了棵小柳树，做了口巴掌大的木匣子，把孩子放进匣子，在水面上漂了好一会儿，流着眼泪说：“让娃儿最后看看黄洋河… … ”
　　我每听父亲说起我二伯和我幺姑给他留饭的事儿时，感觉他声音都在发颤。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十二岁的二伯在公社食堂帮工，每天偷偷在裤腰里藏块红薯。回家掰成三份，最大的给父亲，说“老幺要长脑子读书”。我幺姑小时候就没有吃过饱饭。大集体时，按工分分粮食，老幺没有工分，只能吃哥哥姐姐的份。我幺姑心疼我爸，把本来就稀的汤饭里头稀的汤水倒出来自己喝，稠的留下来给我爸！
　　我小时候在老宅发现了个陶罐，里面装着生锈的顶针和半截铅笔。最下面是个没雕完的小木马，马脖子上刻着“学”字——这是爹爹留给我父亲唯一的“念想”。爹爹病得面黄肌瘦，还天天往地里跑。爹爹最后倒下时，手里攥着把稻穗，对哭着的我父亲说：“九娃儿，你和你妈能吃上饱饭了。”说完这话，爹爹就咽气了。
　　我父亲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考上学才有了工作的，如今已经退休。父亲在院子里种满花草。他说爹爹苦了一辈子，希望爹爹的灵魂能看到现在咱家窗明几净，前屋后院，有里有外、有花有草的小康样子！
　　去年清明，我带着女儿回黄洋河给爹爹上坟。那时油菜花开得正盛，河面漂着似雪的柳絮。女儿突然问我：“太爷爷真的能用他那杆秤称出公道吗？ ”
　　我没回答，只教她把从爹爹坟前采的蒲公英吹向河面。我看着蒲公英的小伞，纷纷扬扬飘过爹爹当年坐着说理的大石头，飘过奶奶洗衣的踏脚石，最后落在缓缓流淌的水面上，也像雪花。黄洋河水声哗哗地流，我想，那声音里，或许就混合着爹爹那套帮人说合的道道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