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眼中，母亲是个不折不扣的“叨叨神”（爱唠叨）。她虽未进过学堂，却能歪歪扭扭写出自己的名字。她身形清瘦单薄，嗓音却洪亮悦耳，更在每日饭桌上，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传授处世之道。
　　“能省一文是一文”是母亲生前最常挂在嘴边的话。她的针线筐里永远堆着各色布头。忙完农活，喂过圈里的鸡猪羊，她便戴上老花镜，坐在门口的草垫上纳鞋垫，或是缝补我和哥哥们爬树蹚水磨破的衣裤。“笑脏笑破不笑补” —— 我们的衣服虽洗得发白，却总是干干净净，补丁也打得工工整整。她最看不惯那些衣着光鲜却满口粗俗之人，常说那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她自己常年穿着大襟蓝布衫，领口袖肘都打着补丁，却总是浆洗得挺括板正，在人前从不露怯。
　　地里的收成，她总让父亲拣最好的去卖，品相欠佳的留作自家食用。最见功夫的是她那些腌菜坛子。那些歪瓜裂枣的白萝卜、红萝卜，还有不起眼的萝卜缨、白菜帮，经她巧手腌制，都成了脆爽可口的咸菜酸菜，香气能飘满整个冬天。母亲虽把一分钱掰成八瓣花，买米要货比三家，但村里长辈都夸这才是持家有道。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邻里来借油盐酱醋时，她总是慷慨相予。亲戚往来，回礼必定厚上三分。家乡有个习俗：新麦入仓，总要先磨半斗尝鲜。在那个青黄不接的年代，这新磨的面粉更有着接续口粮的特殊意义。记得有一次，父亲刚把面粉拎进门，母亲转身就端给了村东卧病的三爷。原本答应给我们做面条的承诺落了空，我们兄弟只好连着吃了三天玉米窝头。我哭闹不休，她瞪了我一眼：“人情急似债，头顶锅儿卖。”这句话我多年后才明白，她怕的不是别人占便宜，而是自己良心难安。
　　“早起三光，迟起三慌。”每天鸡叫头遍她就起身，洒扫庭院，生火做饭，待我们起床时，屋里早已井然有序。在教育子女方面，她自有一套道理：“惯子如杀子。”我小时候偷摘邻居家的枣子，她硬是拉着我去登门赔礼，还让我白给人家扫了三天院子。见我哭闹，她便用笤帚管教。如今回想，那些落在身上的痛楚，反倒比蜜糖更让人铭记。她最见不得孩子撒娇耍赖，说那是“没骨头”的表现。有次我装病逃学，被她一眼识破，提着耳朵送进了学堂。
　　母亲最痛恨说谎。“撒谎就是穿鼻子的事，”她常说，“开头撒个小谎，往后就得用大谎来圆，最后被人牵着鼻子走。”十岁那年，为逃避责罚我谎称作业已完成，被她察觉后，罚我在搓衣板上跪着抄写“再也不说谎”三十遍。那晚膝盖钻心地疼，但从那以后，我再不敢信口胡言。还有一次，玩伴黑豆偷摘了张家的梨反诬是我干的，母亲没有斥责，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我顿时泪如雨下，将实情和盘托出。她这才颔首，领着我前往张家说明原委。路上她说：“做人要正直，弯木头当不了房梁。”
　　常言道，家风如春雨，润物细无声。母亲离世已二十余载，而今我站在厨房淘米时，仍会不自觉地拾起漏掉的米粒；清晨天色未明便会自然醒来，再不敢贪恋床榻。每当在市井见人斤斤计较，在名利场睹人攀附权贵，耳畔总会响起母亲的声音。她的那些唠叨，如种子般撒在我们心田，随着岁月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了我们生命的骨干，融为我立身处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