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真是一个只是向往打开未知的封闭世界的探险家，那当然是值得崇敬的。但他不是。他几次探险中国，正值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时代。的确，普氏探险有很强的科学性，对地理山川、动植物资源的观察与记录，目的就是为沙俄政府服务，普氏所有考察报告都成为后来俄国制定侵华政策的文献来源。他也丝毫不曾掩饰自己的侵略目的。比如他在考察新疆巴音布鲁克后，在给沙皇政府的报告中就明确建议：“在强占伊犁外，再将大小两个巴音布鲁克确定为俄国领土。”
　　这个人从不掩饰殖民主义者的高傲和对中国人的蔑视。
　　1879年，在巴颜喀拉山区探险途中，面对当地部落的抵制，他说，“我从多年中亚旅行中得出一条实际经验：在这野蛮的地区，在当地的野蛮居民中间，囊中有钱，手中有枪，善于用这两样东西对土著采取命令态度，正是一个旅行家事业成功的必要保证”。
　　他的确有钱有枪，因为得到沙俄政府的大力支持。
　　俄国人杜勃罗文所著《普热瓦尔斯基传》中说，当普氏筹划第二次青藏高原探险时，上交的报告中说，他计划在这片神秘高原考察两年。“考虑探险队人员里要有三名助手和十五名下级人员……计划支出经费四万三千五百八十卢布。”
　　1883年4月，沙皇批准了这个报告：
　　“派遣普热瓦尔斯基上校去西藏，为期两年。”
　　探险队的组成：三名军官，一名翻译，七名下级人员和九名哥萨克。
　　沙皇还明确指示：
　　“为进行天文观测、气象观测、目测地形提供必要的仪器。”
　　“为武装探险队，拨给十五支步兵用的和五支龙骑兵用的小口径步枪，四十支左轮手枪和子弹。步枪子弹一万一千发，手枪子弹五千发。”
　　“授权普热瓦尔斯基上校在旅行期间，按功绩分别提升下级人员和哥萨克为各级士官和军士。”
　　那时，普氏刚出版了记录上次青藏高原探险的书：《从斋桑经哈密去西藏和黄河上游》。
　　1883年8月，普氏从彼得堡动身，前往中国。传记中说：“皇太子在告别时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一个铝制的单筒望远镜。这个珍贵的礼物在他第四次旅行中都用上了。”
　　1884年2月，探险队来到了青海湖畔。他们即将开始向黄河上游进发。路上，探险队还进行射击练习，并“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探险队在一分钟内能射出一百发子弹”。普热瓦尔斯基认为，“亚洲人是出名的胆小，有这样的力量足以保障我们的安全”。
　　5月17日，探险队到达了黄河源区。那一天，他们打死了三只熊，并遇上一场大雪。他们到达的地方是星宿海，蒙古语鄂敦塔拉。
　　探险队在巴颜喀拉山两边盘桓了很长时间，于7月再次赴黄河源区进行考察。
　　普热瓦尔斯基留下了文字记录：“黄河由鄂敦塔拉的一些泉水和溪流汇成之后，很快就流经两个大湖。”
　　杜勃罗文撰写的普氏传记中说：“普热瓦尔斯基把东边的命名为俄罗斯人湖，西边的则命名为探险人湖。”
　　他知道，这是中国的湖，他知道，这两个湖也自有名字，但他没有丝毫尊重的意思。他在其旅行记中直言不讳：“就让这第一名称证明第一次到达神秘黄河河源的是一个俄罗斯人，而让第二个名称永久纪念我们在这里的考察。正像下边将叙述到的那样，我们的探险队使用武器才赢得了科学描述这些湖泊的可能性。”
　　那时，黄河源区的果洛人，试图驱逐这些俄罗斯人，而普氏的探险队依仗手中先进的武器，在中国土地上对这些中国的部落民大开杀戒。
　　关于普氏屠杀果洛部落民的数量，我读到的不同文字有不同说法，有说十几人的，也有说四十人的。而在《普热瓦尔斯基传》中，引用的普氏文字，对此有详细描述，抄在这里，以便读者准确了解。
　　1884年7月11日。
　　“天亮的时候……有马蹄声传来。随后就发现了两伙骑马的人，一伙人数较多，径直向宿营地扑来，另一伙则从后面包抄过来……顷刻之间，大家都从帐篷里跳出来，用密集的火力向冲到离宿营地不到一百五十步远的匪徒们开火，匪徒们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遭遇，开始都站住了，然后快速后转，散了开来。俄国人的子弹伴送着他们，很遗憾的是，在这灰蒙蒙的、雾气腾腾的早上，不能很好地瞄准。不过，在宿营地附近，留下了两匹打死的马和一个唐古特人。我们看到，还有其他匪徒也倒下了，但同伙们把他们急忙抬起来，运走了。”
　　普热瓦尔斯基不肯善罢甘休，他“决定向唐古特人发起进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