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塬是一个大塬。
　　天下最浑厚的黄土，在此沉积，在此被翻动。起来一场大风，太阳露头的时候，是一张红脸，从塬的这边吹，吹到塬的那边，太阳落下去了，还是一张红脸。一早一晚，大风还吹着，吹了几个来回，还不走。女子的脸上吹出了血丝，吹出了胭脂般的红团，到外地去，成了塬上人特有的标志。而男人的脸面，风吹上去又撞回来，如生铁一般，色泽黑硬，大风里行走也高仰着头，于是脖子都很长，喉结是鼓凸的，像一个攥紧的拳头。
　　就是这些人，土著还是外来的，把一个家安顿下来了，在塬上种麦子、玉米，种胡麻、油菜。
　　麦地广大，麦穗自带锋芒。颗颗麦粒，安定人心。有粮食，有收获，这个人世就乱不到哪去。
　　由此，董志塬获得了陇东粮仓的美誉。
　　胡麻花是天蓝色的，似乎不是一种油料作物，似乎光是开花，就完成了使命。油菜花大片的黄，像是具有独家提纯术，像是那满眼的黄都可以食用一般。
　　黄花菜如同观赏植物，花苞在萌动期缓缓打开，看着有定神作用。它通常种在田埂，尽量不占地方。花朵细长，须在未开放前采收。通常在大清早，在露水还没有蒸发之前。就在踩实了的土地上，就在太阳下面晾晒，渐渐收缩、干枯，成褐色的长条状物质。塬上人家爱吃细长面，臊子的配料中少不了它。西安的名吃小炒泡馍，或羊肉，或牛肉，配菜种类多，黄花菜是其中重要的一味。有一家店，开张初期，厨师善烹调，小炒泡馍里有黄花菜，每天顾客满店，老板为了节约，不再放黄花菜，门面变得冷清，只好挂出转让的牌子。这黄土滋生的黄花菜，看似普通，缺少了，滋味高下立判，就有如此神奇的效果。
　　塬太大了，塬上有塬，我的老家就在这塬的北边，叫平子，属于早胜塬，风水排在董志塬前面。
　　离开家乡多年后，父亲终于回去了一次。而且还打来电话，让我也回去。那阵子，我在陇东马岭川的董家滩谋生，所处的位置，其实在董志塬的下面，在一条川道的中间。我大早上赶班车一路钻沟爬坡过去，花了四个多钟头。先到的宁县县城，在一个背街巷子的车马店，找见已经住下的父亲，一起出去寻吃的。这一次，父亲不光叫我过来，我哥也跟着过来了，在部队当兵的弟弟也被叫来了。一起走出去，父亲脊背弯曲，我们几个人高马大，枪杆子一样。
　　父亲回老家，竟然打了一场官司。
　　早胜塬上，各种手艺人，木匠、铁匠、石匠，是不缺少的，这些人的活计，和生活、农事联系最密切。父亲学了木工的手艺，一技在身，想法就不保守了。图谋发展，得到城市去找机会，这在那个时候，算不上冒险。父亲背个铺盖卷，带上木工器具，离开董志塬，一路向西，来到三百公里外的平凉城。先是给别人打工，有了积累，开了一间木器铺。由于用料实在、加工精细，木头的箱柜、方桌，做出来就有买家；木桶、木盆、搓板、板凳、风箱这些，每天都有出货。几年下来，有了名声也有了银钱，成了家，过上了暖和日子。父亲在平凉这边刚安定，就接走了留在老家的我爷，老家就没有亲人了。这一走几十年，再也没有回去过。原来的窑院没有人住，也没有人管，村里一户人家就住进去了。这都过去许多年，一个老家的远房亲戚，从兰州过平凉，嘴长地给父亲提说起窑院被占的旧事，父亲的情绪激动起来，当下作出决定，要回老家去，要争个长短。
　　正是五月天气，坐上乡间的中巴车，从宁县县城往早胜走。路两边是大片的农田，望出去很远，农田变成了一条线。隔上一段，路边，稍远处，闪过农户的土房子。经过苹果园，土墙后面的果树正在热烈开花，像是在里面起哄，像是要突围出来。车子在一个小卖部门口停下，到地方了。连着穿过几片麦地，麦苗手指宽，绿中透黑，高过膝盖。麦穗也出来了，摸上去扎手。又是一年好收成，虽然是别人的，我们都高兴着，还述说着、议论着。
　　就去看那座窑院。
　　董志塬上大多是平地，于是，就在地面上往下挖，挖出一个方坑，通常是长方形的，挖下去大约三人高的深度，就在一面的土壁上开挖窑洞，另一面留出一个通道，像猫耳洞，人从猫耳洞进出。
　　这样的窑院，叫地坑院。
　　我们去的地方看着很破旧，是父亲住过的地坑院吗？站在上头往下看，我看到窑洞里出来一个人，并没有往上看，只是在一棵杏子树下捡拾着柴火，看得出来，他分明知道有人在上面往下看，而且，不是随便看一眼。也就能判断，占据了父亲窑院的这一家人，已经知道这个窑院曾经的主人回来了。我感到奇怪的是，父亲在那个人出来的一瞬间，竟然往后退了一下。
　　这一趟返乡之旅，为了其实已经放弃的老窑院，到底值不值得呢。最后的结果呢，在我看来有些滑稽：赔偿了一截子木头。父亲因为掌握了一门手艺而离开家乡，几十年后再回去，带走的是一截木头，似乎就把留在家乡的牵挂和不舍都带走了。这其中是否寓意了什么，也许只有父亲才有深刻而具体的感受吧。
　　我知道的是，这之后，父亲再也没有回去过。养育了父亲的这个塬、这方土，和父亲的关系，就这样终结了。
　　被父亲接到平凉的爷爷，在我童年时就去世了。又过了几十年，父亲也在异乡的泥土里睡下了。在早胜塬的集市上，几十年过去了，有那么一块地方，依然摆满案板、凳子和箱柜。制作这些器物的木匠守在一旁，等待着买主。这些木匠中间，已经看不到父亲的身影了。分明的，那个年轻的，就是年轻时的父亲；那个年老的，就是年老时的父亲。父亲离开了，又回来了。
　　那一次去老家，我也是头一回。不过，我十七岁出门，先到董志塬上的驿马求学，两年后去了庆阳，在山沟里进出，对于黄土塬有了血肉碰撞般的认识。我一次次在董志塬上上下，也一次次经过通向老家的路口。那个路口叫宁县路口，通常会停车，会有人下车。当初，我不是为了回溯父辈的过往，才来到陇东的。无论是食草动物还是食肉动物，长大了都得离开父母，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为了生存，我盲目地投向一个远方，来到了陇东。在这片地域的经历，构成了我的成长和记忆。
　　那些年，我回平凉探亲，一头从董志塬的西边上来，再从东边下去，同一条线路，回来的方向正好相反。经过宁县的这一段路，有太昌、和盛、肖金、彭原、西峰。当地方言里，说一个人聪明，说“鬼得很”，说一个人傻，说“瓜着呢”。还编排了故事，来讥讽聪明人：当地祭拜神灵，供品里有一种面人，是用和好揉到的小麦面，捏成动物、花卉和人物的样子，上笼蒸熟，再点上红颜色、绿颜色，能看又能吃。通常在红白事和重要节庆时加工制作。这样的面食，叫花馍馍，是献给神灵的，称之为面鬼。就说这一天聪明人和傻瓜都被神灵托梦，说是想吃面鬼了，让天亮前献上一斤面粉的面鬼。聪明人赶紧准备，一个一个面鬼，都捏得很精细，腿脚齐全，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天亮了，聪明人的面鬼摆出来一排一排，一看就用了心、尽了意。傻瓜手笨，一斤面粉，只团了一个面鬼，相貌上也是粗陋的。聪明人觉得自己占了先，会得到神灵夸赞，傻瓜则有些垂头丧气。把聪明人和傻瓜的面鬼比较了一下，神灵指着傻瓜的面鬼发话了：还是这个鬼大。这个故事讽刺了聪明人，“鬼大”是很聪明的意思，却落到了傻瓜头上。
　　那些年，塬上的人，出门不骑牲口，骑自行车。塬上平坦，不论柏油路还是土路，都适合车轱辘跑。自行车不烧油，不吃草料，蹬上几脚，能骑到天上去。谁家能有一辆加重的红旗牌自行车，顶得上大牲口。有的人家，平时把自行车挂年画一样，挂在正房墙上的醒目位置，成为一个装饰，也算是民间的另类装置艺术的呈现吧。还有一个直接原因，这样做，也能让意图借用的人不好意思开口。那时候，人们把自行车当宝贝，像看护孩子一样看护自己的自行车。我经常见到，人们在自行车的后座驮大肥猪、水缸，驮箱子和柜子，要么是去赶集，要么是从集上才回来。自行车出的可是大力气。
　　我喜欢上了塬上的集市，礼拜天无聊，就惦记着赶集。乡村的集市，那场面之大、人之多，是相当吓人的。最热闹和繁盛的集市，一个是年集，一个是收了麦子之后。通常就在路两边伸展出去，遇见河滩下河滩，遇见山头上山头。吃喝和日用在路边，牲口交易地方僻背，味道大。一个地方如果逢集，摊位和赶集的人拉链一样把路拉住了，人能走，车过不去。要是哪辆车鸣喇叭，就像接到通知，人挤得更厉害，更过不去了。一个塬上，不同村镇，逢集日子错开，做买卖的就可以倒开时间，轮着到集上去。塬上的人喜欢赶集，也能计算，哪一天哪里逢集。年集人多，世上的人，都来了，来赶集来了。置办缺物是一定的，年货是成捆成袋买，少不了的是猪肉、粉条、辣子面，像是不过日子了，像是憋了一年，就等着赶年集买个痛快。
　　记得在技校时，到驿马赶集，走路吃力，看身边不时过去一辆自行车，就在后面快步撵上去，一边跑，一边轻轻一跳，就坐到了后座上。年轻人身子灵活，都坐到上面了，骑自行车的老乡觉得蹬踏得再用力才察觉。扭头一看，双方都笑了。如此搭便车自然省力，老乡一般也不会发火。后来屡屡遇见，又不情愿，骑自行车的老乡会加速通过，让我们占不上便宜。
　　我离开董志塬，也有许多年了，不过也不是断电那样断开，只是在远方怀念。不是这样的。这中间，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依然能频繁地回去，也见识了这个大塬上剧烈的变化。这些年，董志塬上修了高速路，经过那些熟悉的地名，想要看上一眼，一闪就过去了。几年前又通了高铁，身体上的感应被速度省略和简化，对于一方土地的感受，也不那么具体了。这个大塬，和这个时代没有脱节，有了新的面貌，对于这样的变化，我是喜悦的。
　　经历的长度能用双脚再次丈量吗？又怎么能保证，心里想的和眼前看的，像接电线一样接上，通上电不会跳闸呢？如果能划分和标注，我现在的在乎，是不是曾经的叹息，又有过不甘和挣扎，而被我格外珍惜呢？当我踏上这片土地，高和低还可以区别，天与地也能够清晰界定。这方土地，送出去一茬茬人，也承载游子回来的脚步。
　　看啊，远处，杏花开放，叫一声杏花，是不是还能听到那令人心疼的答应。看啊，一个戴草帽的人，把麦子放倒，麦香在空气里弥漫。看啊，谁从油菜花地里出来，拍打着裤腿上的花粉。看啊，拉了一车荞麦捆的三轮车，从一个土路的路口，突突突开进去了。看啊，冬天还是干冷干冷的，干枯的树枝上，麻雀在呼吸，嘴尖上喷着一小股一小股白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