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丰富的今天，柿子只是一种寻常水果，而在食不果腹的年代，它曾是填饱肚子的重要食物。
　　记得柿子刚刚泛红，村里的孩子便开始仰着脖子数：“月月婆的树上红了一个”“狗娃爷的树上红了两个”“玲玲娘的树上红得最多，有五个呢”。表哥表弟们一边数，一边比较哪个蛋柿最红，同时盘算着先去谁家摘。
　　摘蛋柿的时候，常常是一个孩子爬树，其他人在树下等。爬树的人手脚并用，猴子似的直奔目标；树下的人仰头紧盯，盼着蛋柿落在自己面前。够得着的，爬树的就自己享用了；够不着的，就踩在树枝上摇晃，直到蛋柿落在地上。运气好的话，蛋柿会落在厚厚的树叶上，鼓胀的汁水像要冲破红艳艳的外衣，引得孩子们立刻去争抢；运气差的话，蛋柿就摔个稀巴烂。饿孩们用泥手指蘸着舔，有的甚至趴在地上，滋溜滋溜吸得一滴不剩。
　　最逗人的是，蛋柿恰巧掉在某个孩子脸上，啪地开朵大红花，其他孩子便围着哄笑。这孩子也不介意，用手一抹，把满脸的红汁液全部喂进嘴里。懵懂年纪，谁知道概率呢？总以为嘴巴张得够大，就能接住。
　　最惊险的是，摘蛋柿的时候被主人撞见。树下的如惊鸟般跑开；树上的急着往下滑。树枝扯烂了衣服，划破了手脚。遇到脾气好的主人家，先挨顿骂，再被拧着耳朵找家长；碰到脾气差的，少不了一顿打。为偷吃挨打，没有几个人敢告诉父母，否则有可能再挨一顿打。
　　摘蛋柿这活儿，全村孩子都羡慕弟弟。弟弟有个摘蛋柿的“秘密武器”。一根两尺长的铁丝，中段弯成杯口大的圈，两头缠紧插进竹竿，竹竿外用细钢丝箍牢，又在铁丝圈上缝个小布袋。等弟弟爬上树了，我把竹竿递给他。凡看中的蛋柿，他稍一用力就妥妥地落进布袋里。我们俩从没吃过烂蛋柿。
　　其他孩子不服气，扛来长夹杆。夹杆只适合摘整串柿子。蛋柿往往挤在青柿中间，夹杆V形口很难对准细短的接合部。馋猫们流着口水试了一次又一次，纷纷败下阵来。也有人效仿弟弟，可他们的“武器”不是铁丝圈与竹竿没固定好，就是圈口大小不合适，要么套住了邻近的青柿，要么装不进蛋柿。一句话，为了吃蛋柿，孩子们动脑动手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晴朗的日子里，树梢的红蛋柿格外诱人，惹得树主人十分不安。这件事上，全村数玲玲妗子最闹心。她家柿树最大，结果最多，味道最甜。她每年靠柿子能挣不少钱——卖鲜柿、晒柿饼、酿柿醋。柿皮做炒面，也能给娃当零食。她一天三四趟去看树，就怕淘气包上柿树。丢几个蛋柿事小，冒冒失失踩断树枝，一大批青柿就糟蹋了。卖不掉，吃不成，酿醋都带涩味，那损失就大了。
　　这一天，玲玲妗子喂完猪，赶紧就去看树。天哪！地上散落着好几十个青柿。她边骂边捡，兜在衣襟里，挨家挨户地问。可是没有一个孩子承认。她的火爆脾气上来了，绕着村子骂。最狠的一句是：“谁祸害我家柿树，让他断子绝孙！”
　　母亲拿起扫帚，把弟弟逼到墙角，问是不是他干的。弟弟坚称是有粮表哥够不着蛋柿，可劲摇树时压断了粗树枝。我提出告诉玲玲妗子实情。母亲瞪我一眼，说：“你有粮表哥他妈妈也不好惹，这会说了，她们会打起来的。”还说，“实话也看啥时候说呢，时候不对，会把事情闹得更大。”
　　玲玲妗子骂到天黑才回家。那天晚上，村里男孩几乎都被父母拷问了。有粮表哥第二天走路一瘸一拐的，说是学骑自行车摔的。
　　那天过后，玲玲妗子家就没消停过：后半夜，烟囱被堵，做饭时家人呛得流眼泪；三九天，萝卜窖让掀了盖子，萝卜冻成冰棒槌；好好的红薯窖里多了只死老鼠，红薯烂了一堆。最严重的是，次年八月的一天，她摘了个大北瓜，兴冲冲地拿刀一切，黑乎乎、臭烘烘的东西流了一案板。明摆着，有人在北瓜上刻口拉屎，北瓜又长住了。
　　玲玲妗子抱着北瓜挨家问，问不出就跳脚地骂：“让我吃不成饭，全村都别想吃饭！”她越骂越气，突然眼前一黑，吐血倒地。
　　玲玲妗子住院了，回家后又躺了一个月。坏事谁干的始终没查出来。那时没监控，没亲眼看见，谁也不敢贸然指控。
　　多年以后，我们这批孩子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有粮表哥成立了建筑队，到处承包工程，成了大款。每年西瓜一上市，他便给玲玲妗子送一麻袋。玲玲妗子问原因，他笑答：“我怕断子绝孙啊。”玲玲妗子拍了拍他的头，说：“我就知道，那些害人的事都是你干的。”他赶紧道歉：“那会儿不懂事，惹您生气了。”
　　几年后，玲玲妗子心脏病发作。有粮表哥连夜开车，从陕南送到省城医院，还交了十万块手术费。玲玲妗子做了支架，保住了性命。康复后，她见人就说：“多亏有粮那娃，不然，我恐怕都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