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糖纸不见了。这是件比后来糊里糊涂亲了姑娘还大的事。我翻遍窑里的角角落落，连炕洞都找了个遍，就是没有。午饭时母亲做了我最爱吃的搅团，喊了三声我都没应声，一个人躲在炕背后小声抽泣。
　　“我……我的糖纸不见了。”
　　“就这么个事？我以为天塌了。”母亲表情冷淡，“糖纸被我塞灶火烧了。”她转身出窑门时，借着窑背上漏下的日光，我清楚看见她眼角挂着一滴不易察觉的泪珠——窑院生活的子弹，在那一刻击中了我。多年后才懂，那糖纸裹着的不仅是孩童的欢喜，还有母亲对日子的无奈。
　　爷爷随曾祖母从武功逃难到北山，曾祖母改嫁耿姓男人后，生下碎爷（关中话，小爷）和两个姑婆，才有了我们这一大家子。爷爷带着平原人的硬气，念过高小，成了南北塬上的才子，后来当上镇党委秘书。可他跟领导拍了桌子，回村当起有文化的农民。乡里人叹：“精身子撵狼，还是𪨊些好。”𪨊了，就不是爷爷了。这份硬气，像种子落在父辈心里。
　　受爷爷影响，父辈出了三个大学生，父亲的奋斗最坎坷。他背黑锅盔步行60里去常中读高中，应届落榜，家里没钱补习，回村当了农民。村里人说他那时黑瘦得像根柴，干活却顶两个人。后来凭着好口碑，被推荐当民办教师。母亲总说，那些年父亲常半夜披被坐起，就着雪光搔头，眼睛直勾勾盯着窑背——在琢磨考彬县师范的事。他舍不得点煤油灯，思路通了才摸黑点灯演算，像蛰伏在命运森林外的猎人，等一个突围的机会。
　　考上师范在意料之中。我刚出生那年，妹妹降生，母亲却因未计划生育被辞退。父亲的工资要养全家，还要帮衬弟妹，爸妈常为钱吵架。有次他瞒着母亲取工资给叔父订婚，母亲气得带着我们回了舅舅家。姑姑说，20世纪70年代爷爷吃白面馍，孩子们只能啃黑馍，盯着盘子里剩下的半个白馍，被爷爷一声吆喝吓得四散。或许是教子良方，说到底还是穷啊。穷像鞭子，抽着父亲停不下来：教小学、中学，上教院，赛教，写材料，终于在1990 年，因一篇上报县局的稿子调到教育局。
　　进城的消息传来时，母亲却红了眼。她失业五年了，总说县城花销大，不如村里踏实。半年后，父亲竟解决了她的民办教师工作，我和妹妹的进城梦，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圆了。
　　初到县城的光景至今清晰。刚下车就被高楼勾住眼，母亲拽着我骂“丢人撂马”。中街人潮里，我蹲身捡了几片糖纸，风一吹，它们像故乡的蝴蝶翻飞。这点孩子气的虚荣，后来被母亲一把火烧成了烟——便是开头那场哭闹的由来。我们暂住在影剧院宿舍，认识了“瓜小梅”。她原是县剧团演员，精神受了刺激，音乐一响就跳舞，脸上冰霜般冷漠，挣到零钱才牵起嘴角，数完钱总轻轻战栗。我问父亲她为何这样，他只沉默，那时我不懂，这沉默里藏着多少底层人的难。
　　一年后腊月，父亲深夜回来，声音发颤：“欠的工资发了，近2000块，能买彩电了！”18 英寸黄河牌彩电花了1930元，是他快一年的工资。搬去县高中大院那天，门前蜡梅正披雪绽放，池边柳树依依，我摸着光滑的电视外壳，忽然觉得县城的冬天也暖和。
　　日子总是拐弯抹角地折腾人。大年初一，我被人骗走五块多压岁钱；城里孩子总欺辱我，还乱摸我家彩电。我哭着要回村，母亲笑道：“好不容易进城，回去才叫人笑掉牙！”那些年的烟火气，却也在这些磕碰里愈发真切。母亲在蒿店乡教书，父亲骑加重自行车送我们娘仨，前梁坐我，后座母亲抱着妹妹。平路好说，要是遇见上坡，我们只能跟在推车的父亲后面，艰难步行。可阳春三月，312国道边的桃花一路灿烂，我和妹妹追蝴蝶，父母坐在路边聊天，皱纹里都盛着光。
　　我在蒿店小学疯玩了一年，伙伴们陪我下沟探险、摸螃蟹，如今却不知散落在何方。那年冬天早操，我突然冲上去亲了老师的女儿，全校都炸开了锅。幸好三年级转去县城，这段脸红的往事才沉进记忆。母亲调到县城后，父亲的自行车终于“马放南山”。她步行上班三年，我们借居在永中院，房子简陋却盛满笑声。门口的蜡梅年年傲雪，父亲总抱堆稿纸熬通宵，一米八的汉子瘦得不足60公斤，背却挺得笔直。
　　高中毕业那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和妹妹跳着欢呼，父亲却背过身抽烟——后来才知，他正为房款彻夜难眠。
　　如今我常写东西，梦里总飘着那几片糖纸。它们飞旋着，掠过爷爷拍案的背影，掠过父亲灯下的草纸，掠过母亲眼角的泪珠，也掠过县城街头那个拾糖纸的孩子。我们的日子，不就像包过糖的纸吗？风一吹就飘散了，所以更要好好攥在手心，攥住那些苦里的甜、那些挣扎中的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