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善于将自然和人生艺术化、趣味化，所以小小一方天井院落，能引起这位画家如此丰富的感受，简陋素朴的山居，被描写得这样空灵疏荡，流动变化，境界毕现。主观与客观、景物与情感由相互外在的感应交会，发展到相互内在的融契渗透，体合妙有。
　　古代士大夫文人喜尚别号，玩出许多花样，寓有许多寄托，这本身就需要一个散淡优雅的艺术心境，是急功近利、营求琐务者无暇顾及和无法赏识的。比如宋代的欧阳修别号“醉翁”，就是因他曾任滁州太守，常到琅琊山间饮酒，山僧智仙乃建醉翁亭，欧阳修撰《醉翁亭记》，亭以文名，文以人传，欧阳修的“醉翁”之号，也众人皆知，作者是取“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的寓意。他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并著《六一居士传》，他曾说：“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道出作者心中的散淡闲适。北宋时期的另外一位词人张先，词中有“ 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均系佳作，为世人传诵，因连用“三影”，故自号“张三影”。又因词中多写“心中事”“眼中泪”“ 意中人”，故号“张三中”。在一个小小的别号中也表现出士大夫文人流连诗酒、寄意佳人、风流自赏的情趣。
　　命名中多用田、园、湖、海、村、谷、陵、原、山、川等自然景物和表现隐逸恬淡思想的遁叟、志圃、野夫、布衣、山人、野人、渔者、樵夫等词语，也反映出中国人对自然的特殊感情。在中国文化中，人被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如果说天人合一、物我无间，人与自然的脐带永远未剪断，给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实验科学造成了先天不足的话，那么，它给艺术和美学却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境界。儒家的“以物比德”思想，使人们从伦理道德的观点去看自然现象，把山水看作人的某种精神品质的表现和象征，揭示了人与自然在广泛的样态上可以互相感应交流的关系。道家的悦山乐水、“玩物畅神”，说明自然对人的感性作用，能引起人的生理快适和心理愉悦，在感悟自身中求得永恒，在观赏自然中获得超越，心凝形释，身与物化，既悠然意远又怡然自足。文人士大夫在现实行不通时就滑向对精神的追求，在社会上不能兼济事功时，就扑向大自然的怀抱，把自然山水作为自己的第二情人，向她倾诉和宣泄自己的胸中块垒。这种心理，除了学人们所论，是全身保真思想的流露，同时也包含着对物欲的摆脱，对理想人格的羡慕追求，对自由境界的向往。命名中多用自然景物，实际上就隐含着苦难而懦弱的文人士大夫，在功名仕途无望或者忧患宦海风波反复多变的情况下，将田园丘壑作为返璞归真的乐土，追求人的自然化，希望能自由地表露自己固有的天性，这无疑是一剂舒络散，能抒散命名者内心的瘀痛，使他们进入宠辱皆忘、痛苦俱消的致幻境界，在心理补偿的过程中，获得维持生存的新的精神平衡。
　　如果说，人类发明了姓名这个区别性符号，将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那么，中国姓名文化中多用自然景物的概念命名题号，就透露出文人士大夫又试图从审美上回归自然生态的无意识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姓名不仅是个体的区别性符码，而且是刻写了深厚民族历史的文化芯片。
　　当然，对姓名文化意蕴的把握，也不能代替对姓名进行全方位的认知。《庄子·外物篇》曾说：“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认为在获得内涵和本质之后，可以抛弃形式。实际上，离开现象无所谓本质，离开形式无所谓内容。两者密不可分，显微无间。何况现象比本质具有更丰富的广延性和多方面的可能性，对姓名这种生命的表象，与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心理亦应当作如是观。
　　四、指号功能的转型
　　从人文到数据
　　从古典时代走向现代开放社会，在称谓使用上也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费孝通在分析传统乡村社会时曾提出这样一个现象：

　　你不妨试一试，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人。在面对面的社群里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报姓名的。很少太太会在门外用姓名来回答丈夫的发问。

　　另外一位社会学家郑也夫进一步剖析，封闭社会中使用代词称谓，如何一步步地变成了使用“贵姓大名”，使用自我介绍，使用名片：

　　帕默尔说：“语言现象也反映出人的另一特点……求经济省力。在正常情况下，说话人将满足于使用为传达自己信息所必需的最小力量。”（帕默尔，1936：85）在一个封闭、缺乏流动的社会中，大家都生活在亲属和熟人的小圈子中，其中一人只要拉长了声调“嗯”一声，或喊叫一声，周围人就知道他是谁，于是一个单音字（“我”）成了省时省力又亲切和蔼的最佳选择。社交圈子一大，即使人数不过二三十，要从音调判定正身就已经太难为人了;而一旦“生人”或不常往来的人频繁登场，“我”就失效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