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在命名上，则有许多对历史人物仰慕的名字，有些人完全袭用古人的名字。如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崇敬战国时蔺相如的为人，就直接用他的名字；还有些人则在名字中道出仰慕师法之意，一般是在他所仰慕的人名或姓的前面，加上仰、慕、祖、宗、敬、景、师、法、步、齐、述、效、希、望、次、如等字，构成自己的名字。如宋代史学家范祖禹（仰慕大禹）、诗人苏舜钦（仰慕帝舜），清代文学家汪师韩（仰慕韩愈）等。姓名中这类对历史人物和高尚人格的仰慕推许，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独特氛围，即以伦理评价和道德取向作为人们行为的规范，它不是从消极的方面制约和束缚人们，而是从积极的方面期冀和鼓励人们见贤思齐、心仪古人，使人们学有目标，赶有方向，从人格和精神上达到一个与古人“庶几无愧”的纯粹境界。
　　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讥讽此类习气，“不以希颜为名，则以望回为名；不以次韩为名，则以齐愈为名，甚可笑也”。《清稗类钞》上还收录了一则“王广心原名谁”的故事：

　　王广心侍御，原名谁，年十三入泮。宗师怪其名，王应声曰：“取萧何之义耳。”宗师大赏之。

　　汉代萧何是一代名相，他的名“何”字是一个疑问代词，而王某为了表示自己见贤思齐的诚意，竟然也特意找到一个疑问词“谁”做名字，使人觉得这种模仿和仰慕已到了可笑的地步。
　　命名中的这种因仰慕而发展到模仿的现象，也与中国文化心理有关。“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有人干脆说：“《论语》一书，综百王之大法……凡人心所欲言者，莫不于数千百年以前言之。”似乎有此雄文一卷，就能包罗万象，囊括古今，医治各种疑难杂症，后人只要潜研苦读，悉心领会，就能无往而不胜。天下哪有这等好事！对此心理，谭嗣同当年曾痛心疾首地感叹道：“欧美二洲，以好新而兴……亚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中国动辄援古制，死亡之在眉睫，犹栖心于榛狉未化之世，若于今熟视无睹也者……可不谓之大哀！”所以对命名中的援古慕圣也应辩证地分析，不能只看到其中对伦理精神的高扬，也应看到其中蕴藏着以过去为价值标准的历史性思维模式。
　　中国人的姓名顺序是姓在前，名在后，这种顺序也反映了民族心理的一些特质。因为姓代表着宗法、血统，故宜特别强调，置于最突出的位置。西方许多国家则是姓在后，名在前，与他们重个体、重个性的文化传统有关。西方人把姓看得很淡，surname一词就是将姓视为名字的一部分。西方人甚至可以用贬义词为姓，如Bastard（私生子）、Butcher（屠夫）、Coffin（棺材）等，这在中国文化中是不可思议的。西方人也可以改姓。如1962年瑞典政府曾号召全国公众进行一次大规模改姓，原因是同姓人太多（据统计有三分之一的人姓安德生），这给邮政、警务等部门的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所以政府提出十万个姓让民众选择。这种改姓运动也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
　　在命名方式和名、字、号中，也能体现出我们民族的审美情趣。在中国美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美学思想是法天贵真、崇尚自然、静穆散淡、优雅闲适，这些观念尤为士大夫文人所注重。陶渊明所欣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王维所领悟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无不渗透这样一种情趣。欧阳修曾说：“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家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动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描写自己的一个院落说：

　　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亦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彼千金万金造园亭，或游宦四方，终其身不能归享。而吾辈欲游名山大川，又一时不得即往。何如一室小景，有情有味，历久弥新乎！对此画，构此境，何难！敛之则退藏于密，亦复放之可弥六合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