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涛教授作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的学者，对陈启南的研究具有地域与学科的双重贴近性。其论文《陈启南雕塑创作及其对西北雕塑教学的影响》以翔实的史料（如克林杜霍夫训练班档案、作品年表）为基础，结合风格分析，清晰梳理了陈启南从写实到写意的转型脉络。陈启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代雕塑家的代表人物，其艺术创作不仅承载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诉求，更在艺术语言上实现了写实主义与民族审美的融合。从早期受苏联克林杜霍夫雕塑训练班影响的《缝》《马背书记》，到晚期的《玄奘法师像》《张骞通西域》，他的作品始终贯穿着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守与对民族化表达的探索。
　　现实主义与时代叙事的结合
　　陈启南的早期创作鲜明体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例如，《缝》以朴素的劳动者形象呼应了克林杜霍夫“艺术源于生活”的教学理念，强调细节真实与社会意义的统一。这种风格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艺术反映时代”的导向高度契合，但也暴露出苏联模式对个体艺术表达的局限——作品虽技法扎实，却略显程式化。
　　民族化转型与空间重构
　　进入80年代后，陈启南的创作逐渐突破写实框架，转向对传统雕塑语言的提炼。以《玄奘法师像》为例，他将西方纪念碑雕塑的体量感与中国传统造像的线性韵律结合，通过衣纹的概括处理与动态的凝练表达，传递出“汉唐雄风”的恢宏气象。这种转型不仅是对苏联教学体系的超越，更是对中国雕塑民族化路径的实践。
　　公共性与城市文化塑造
　　陈启南的晚期作品如《诗魂》《诗峡》等，将雕塑与环境艺术深度融合，体现了公共艺术的社会功能。他以文人画的长卷式构图和山石意象重构城市空间，使雕塑成为文化记忆的载体。这种探索为当代城市雕塑如何平衡艺术性、地域性与大众审美提供了范本。
　　陈启南的创作轨迹折射了中国现代雕塑从“学习苏联”到“本土觉醒”的历程。其艺术价值不仅在于技术层面的精进，更在于为雕塑的民族化与时代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解决方案。该论文精准捕捉了陈启南“时代性——民族性——公共性”的三阶段演变，尤其对《玄奘法师像》体量关系的分析颇具洞见，是一篇难得的学习老艺术家、教育新艺术家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