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姓名不仅是个体生命有意味的表征，而且是历史长河中的全息缩微，同时也是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透视，与大数据统计、公共管理、危机预警、科学决策均有密切关系。用汉字书写的姓名符号与其他表征个人的生物识别与数字识别技术，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某种学理与哲理上的联系。人工智能时代，多种生物识别和数字识别技术的广泛使用，凸显出了古老的姓名符号的某种尴尬。
　　当下的汉语姓名学的研究，除了继续在传统姓名学领域做高尖精深的研究外，也要“预流”时代大潮，迎应技术革命，回答现实难题，通过学理性阐释启发我们对民族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对传统的整合与转型提出更圆融、更富有东方智慧的见解。
　　一、肉身生命的人文徽号
　　广义地讲，符号是一切人类行为和人类文明的基本单元，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类开启文明大门的钥匙，同时也是通往文明腹地的桥梁和津渡。但严格说来，符号是指形式和意味的耦合，是表示成分（能指）与被表示成分（所指）相匹配的结果。
　　语言是人类各种符号能力中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走出非洲大裂谷的黑猩猩的支系，在直立行走中频繁使用语言，交流复杂的信息，最终告别动物界，成为独立的族类；20世纪初，又由于对语言符号和信息理论的深入研究，整个哲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大为改观。
　　姓名是用语言和文字表征的一种识别性符号，因此，它具备语言文字符号的一般特征。关于语言文字的符号性问题，早在19世纪初，语言学家就注意到了。洪堡尔特在阐明词是事物的符号时曾指出：“人们能够互相了解，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事物的符号，也不是因为他们能够按照规定的符号正确地理解同一概念，而是因为它们（符号）在人们的感性知觉的链条和形成概念的内部机体中是同样的一些环节。因此，在称呼它们的时候就触动了精神乐器的同一弦索，结果每个人都产生了相应的，但不是同一的概念。”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则进一步提出语言是符号系统，它和社会生活中其他的符号，例如文字、象征性的礼仪、表示敬意的姿态以及军事信号等同属于符号学的范围，只不过语言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符号系统。
　　一般来说，符号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信号性的符号，也叫任意性的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固定不变的匹配关系，例如古代的烽火、狼烟，现代的旗语、交通信号等。另一类则是象征性的符号，也就是非任意性的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有理由可说的，起着有所象、有所征的作用。古代皇家成员及各品级的文武官员制服的颜色、质料、图案并非是随意的，而是有所指的，它是享有某种权力和地位的标志，是等级贵贱的外化形式，即象征性符号。姓名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字表现形式，究竟是属于信号性符号，还是属于象征性符号呢？由于对语言符号的归类问题，即使在学术界迄今也仍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所以，我们对姓名符号的归类，也同样陷入了一种困境。
　　笔者认为，姓名符号兼有随意性符号和象征性符号两种特性，所以，必须从两个角度来考察它的特征。
　　作为一种随意性的符号，姓名主要具有区别性的功能，它是社会成员的文字代码。人们叫什么名字，并非固定不变，可以在交际过程中随需要而改变。例如，古代的名、字、号，其使用的时间和范围就各不相同：“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名字（即符号的能指）与对象（即符号的所指）之间也不存在某种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乱臣贼子，取名国忠、忠贤；高居庙堂，犹号山人居士；混迹市井，自道林隐真逸；饮酒食肉，也称道人和尚；颐指气使，署款钓徒樵夫。都穆《南濠诗话》中也涉及了这个问题：

　　扬子云曰：“言，心声也；字，心画也。”盖谓观言与书，可以知人之邪正也。然世之偏人曲士，其言其字，未必皆偏曲，则言与书又似不足以观人者。元遗山诗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有识者之论固如此。

　　虽然是谈诗文创作过程中文不尽如其人的现象，但也表明个人的创作与个人称谓符号同它所指称和表征的意义并不一致，甚至南辕北辙，完全相反。
　　某一个意义也可以用截然不同的声音和形体符号来表示。例如，用名字表示见贤思齐的心理，可以叫宗尼（孔子字仲尼），也可以叫望愈（韩退之名愈），可以叫景白（李太白名白），也可以叫希颜（孔子弟子有颜回），声音与形体虽各不相同，但却能表达大致相同的追求和心理。
　　这种随意性还表现在，社会组织之于个人成员的姓名，并不在乎它是否确切地代表某种意义、代表什么样的意义。除了古代社会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之外，一般来说，个体成员选择什么样的字、词来题名，完全是个人的自由，就此来说，每个成员都享有极大的个人权利。社会组织并不关心符号的“所指内容”，只注重它的“能指形式”，即标准的读音和规范的书写形式。意义和内容被淡化甚至完全忽视了，而声音和形体得到了极度的强调。姓名这一有意味的形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蜕化为一个空壳，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形式、一个抽象的代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