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比我大十一岁。在我小时记忆里，那时，在下邽中学上学的大姐，身材纤瘦，粉嫩的鹅蛋脸儿，高高的鼻梁，大大的杏仁眼又黑又亮，双眼皮下长长的眼睫毛就像蝴蝶的翅膀，扑闪扑闪的，尤其是那两根又黑又长的辫子，走起路来，左右摆动，村里人都说大姐跟秦腔名旦余巧云活剥皮似像，可是我却觉得余巧云没有我大姐漂亮。大姐非常喜欢我，每每从学校回来，总会给我带些诸如小发卡呀，红头绳呀，小圆镜呀，还有小吃食之类的小东西。所以，我从小就像依恋母亲一样依恋大姐，一到星期六下午，我就跑到村口的大渠沿上，踮起脚眺望远方，盼望着大姐回来。
　　我记得有一天，我看到村西头的珍珠娃那两条整齐干净的小辫上扎着红毛线，金芳的头上戴着树叶状的粉色发卡，得意地在我面前显摆，于是，我就缠着大姐给我扎头发。大姐用斧头把皂角砸成碎末末，放在盆里用开水泼一下，再用毛巾隔住滗到另一个脸盆里。然后按着我的头，轻轻地撩着皂角水，给我又洗又揉，洗完头后，大姐慢慢地把我的头发梳开梳顺，用她头上细细的黑卡子给我挑一个圆圆的纹子，再把头发抓起来朝后用皮筋扎成“飞机头”，然后用一段红绸带子绑一个漂亮的蝴蝶结，然后又让我照镜子。啊，真好看！我乐得一蹦子跑到门外，找珍珠娃她们比美去了。此后，每当大姐星期天回家，我都缠着大姐给我洗头束发。每次，大姐不论给我梳什么发型，都会打个蝴蝶结。我奇怪大姐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红绸带子，母亲告诉我，红绸带子是大姐给六婆帮忙写信挣来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大姐在小什学校当了民办教师。每个月除了挣生产队记的工分，还有五元生活费。那时，穿衣扯布，都靠国家给的一丈七尺布票，况且，即使有布票但没钱还是扯不上布，所以，我和两个妹妹的衣服总是裁长补短，大的穿了小的穿。过年时，母亲用她织的粗布给我们做罩衣罩裤，尽管也给枣红格格的罩衣口袋上镶上白边，把黑红条纹的罩裤做成腰侧开口的新式样子，但粗布终归是粗布，颜色不鲜亮，洗了后还掉色。跟别人家女孩子的穿着相比，我们的土气，太难看了。我和妺妺们都不爱穿，心心眼眼地盼望大姐回来，给我们做洋气的罩衣穿。放寒假了，大姐好像早就知道我和妺妺的心思似的，用她攒了一学期的补贴费，扯了三块当时最时兴的不同花色和图案的哔叽布，让裁缝银凤，给我们仨做了有着制服袖子、便衣领、原色布包纽扣的最时髦的罩衫。大年初一早上，我们仨别提多高兴了，吃过简单的早饭后，便各自找伙伴在村道里显摆去了。听着村道里大人对罩衣花色样式的称赞，看着小伙伴们羡慕的眼神，我们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一九七九年，我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要去报到的那天，大姐把她平时只有上公社开会或走亲戚时才穿的素花的确良衬衫、蓝色涤卡外套和深蓝凡立丁裤子都给了我。母亲笑着说:“你把你的出门衣服都给了淑儿，你穿啥呀！”大姐说：“城里人，敬衣不敬人。咱淑儿不能让人看不起！我一个农村民办教师，不怕人笑话。”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上大学时，我们的宿舍里冬天没有暖气，冷得很。大姐和姐夫到学校来看我时，感到宿舍很冷，就悄悄给我买了一条厚厚的毛毯，一再叮咛我晚上睡觉时，要把毛毯塌在棉被上。那天，大姐看到同宿舍的同学都穿着皮鞋，就又硬给我买了一双黑色浅口有带儿的单皮鞋。我知道，那时，大姐已经有了两个小孩，住的是一间低矮的旧瓦房，一个月只挣八元民办教师补助金，买这条毯子和皮鞋的钱，大姐要攒多久呀！
　　人常说，长姐如母。我大姐，给我操的心、费的神、劳的力，只比母亲多，不比母亲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