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一天中午，朋友约我去看阎纲先生。先生给我刚出版的散文集《乡音浅唱》写了序，又题了书名。墨迹新干，像刚出笼的馒头，暄和着热气。这情分，得当面致谢。
　　这是我第二次去见阎纲先生。
　　昨晚下了雨，走进礼泉县永康颐养中心，花草树木濯洗一新，含绿凝翠，生机勃然。
　　石榴树站在院子里，老干挺着腰，枝桠倔强地往上挑，新抽的条上缀满红苞，沾着雨珠，像刚从水中捞出的玛瑙。玉兰树在廊边，叶子墨绿，阔大如掌，有的被雨打得卷了边，露出钢丝般的筋骨。木瓜树矮墩墩的，枝桠上挂着几个青果，拳头似的，沾了雨，亮得像上了釉。风一吹，叶子哗哗响，像老人清嗓子，粗粝，却有底气。
　　头一回见先生，是他从北京移居故土不久，就住在这个院子里。他的居室是二楼的一个套间，外边的客厅窗子敞亮，先生倚窗，站在光里，人清瘦，精神却旺，像田里一株挺立的红高粱，暖融融的。说话间，他指着墙上挂的一幅字，轻声吟诵：“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先生说：这诗有动有静，有远有近，有色彩，有声音，是我最喜欢的诗。那时我瞧他，身子倚着窗框，窗框框着他，他框着那诗，诗里又框着西岭的雪。一层套一层，竟分不清是窗含了先生，还是先生含了那千秋的雪。
　　这次去，先生还坐窗边。见我进屋，便起身相迎。他似乎更瘦削了，背却挺得更直，像根老犁辕插在土里，稳稳地，一副深耕文学沃土的姿势。
　　先生已九十四岁高龄，落座后，仍谈文学，竟才思敏捷，口吐珠玑。窗前，阳光勾勒出他清矍的轮廓，脊梁笔直，竟巍巍然坐成了一座山。那山不是南山的浑圆，是西岭的峭拔，瘦棱棱的，骨头上披着层薄皮肉，精气神却从骨头缝里往外冒。
　　我想到了杜甫的那首诗，在文学评论的丛山中，先生自成一座“西岭”。岁月风骨，凝铸于斯。那“千秋雪”的澄澈与峻拔，仿佛已沉淀进他的眉宇与气度。
　　时已过午，我邀先生外出小酌。他执意再三：“饭钱须我付。”话语恳切，不容置喙。那是一个老派文人的清骨，一种不容沾溉的尊严。
　　饭馆临街，寻得靠窗一隅。先生自然落座，又倚窗棂。窗外，不是西岭，而是礼泉县城街衢。高大的行道树青枝碧叶，婆娑起舞，绿影摇曳于玻璃之上，似一幅流动的写意。
　　我挨先生坐着，他纵横捭阖，文学流变，人生况味，吐纳珠玉。窗外枝叶婆娑，应和着他思想的律动。一窗之隔，一内一外，文心与自然，竟如此谐鸣。
　　菜上来了，热气蒸腾。先生的话也热了，说文章，说世道，说人这一辈子。他说得慢，字字都像从土里刨出来的老石头蛋子，沉实，硌牙，砸在地上能砸出坑。窗外的树叶子哗啦哗啦地应和着，光斑在他脸上跳。
　　他又说到我的散文集《乡音浅唱》，说我作品中的通感手法。我和几个同去的文友支棱着耳朵听。我知道，先生是借着我的书在宣讲，宣讲他一生都钟爱的文学。从京华回乡，为了繁荣家乡的文学创作，他从没有停止过宣讲。礼泉县学校、田间屋舍，到处都有他的文学讲堂。
　　服务员端上一盘清蒸桂鱼，鳞光隐隐，热气蒸腾，鱼身卧在清汁里，如凫浅水。念先生年高，更需滋养，我便拿起公筷，小心翼翼搛起鱼肚上最肥腴的一块，剔了隐刺，轻轻递在他面前的碟中。先生抬眼，脸上皱纹堆起笑意，也不多言，竟也伸筷，在那鱼背上寻了块厚实的肉，颤巍巍地夹起，回敬于我。竹筷轻响，一递一还间，仿佛无声的言语，在杯盘间悄然流淌。
　　先生不饮酒，众人齐齐站起，举杯以茶相敬。先生亦要起身，只见他一手扶着桌沿，腰身微弓，那站起的动作显出几分滞涩，不似年轻人般利落。大家都劝他：“阎老师快坐！您坐着就好！”他却摇头，执意要立，口中连声说道：“都坐，都坐，都坐下了，我才好坐。”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持，仿佛脊梁里那根文人的硬骨，此刻正支撑着他，非得与人平起平坐，方显敬意。众人见他如此，只好纷纷落座，他这才缓缓地坐实了身子。木椅腿与瓷地板摩出短促的涩响，像一声微不可闻的赞叹。
　　先生已过鲐背之年，且斐声文坛。他的平和、谦逊，让我敬意陡生。我望着他，他倚着窗，窗含着他。他把自己坐成了窗，窗里含着的，是文学的“西岭”，是千秋的文章，还有这窗根底下，绿得发黑、哗啦作响的故乡的树木。
　　先生就是那扇窗。窗子老了，木头缝裂开了，可框住的景，越来越深，越来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