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日出土的夹砂陶是一个完整、具有自己特色、独立于泥质陶之外的器物群，考古学家们将其称为宗日式陶器。而那些泥质陶器，因为与更广泛分布的马家窑文化陶器没有什么区别，就直接称为马家窑文化陶器。这是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器物群体，各自有着自己的结构与演化轨迹。
　　宗日式陶器的种类，有夹砂瓮、单耳罐、夹砂碗三种，分别作为贮藏器、炊煮器、盛食器。
　　宗日文化夹砂陶器成型方法是泥条盘筑法和轮制成型法，用黑色施彩，呈现图案。相对于马家窑文化陶器的灰褐色和红褐色，宗日的夹砂陶色彩明显偏淡，还有一定比例的乳白色，这是其他文化中没有发现过的。
　　宗日陶器上的纹样精美，却并不复杂，主要有折线纹和鸟纹。折线纹主要在小型壶类器物上。鸟纹在比较大型的贮藏器上。至于单耳罐这样的炊煮器，彩绘并不普遍，口沿部位内彩出现较多，几乎都是倒三角纹；肩部也有部分施彩，形同夹砂瓮型上的鸟纹。夹砂碗内彩为主，外彩主要在上部，图案基本是倒三角纹或者折尖竖条纹。依此可以判定，这里彼时繁衍的是一个具有高度审美能力，同时也更注重器物实用功能的族群。
　　这一切，都说明这个生活在黄河阶地上的族群，其文明所达到的高度。
　　人类学和考古学一致认为，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说来，先有农作物的栽培与收获，然后才出现陶器。当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农业的发生和发展，为人类提供了可靠而稳定的谷物来源，从而开始定居生活。收获的谷物都是颗粒状的淀粉物质，不像猎获的野兽，骨肉便于在火上烧烤。同时，春种秋收的农业，四季轮回，大量的收获需要储藏。于是，这些定居农耕的人群对于烹煮、盛放和储存食物及汲水器皿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从而促使他们创造发明了世上从未有过的人造物质：陶。陶器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经两百万年进化而产生的划时代的智慧结晶。
　　传统中国的文字史中，对黄河上源的记载，非常有限。《尚书·禹贡》有“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的说法。今人普遍认为，这个积石山，就是上游黄河由西向东，再由东往西，绕行了大半圈的阿尼玛卿山。站在宗日，黄河造成的土层深厚的阶地上，阿尼玛卿山，就在东南方向。这里是彼时中国地理认识的边徼之地，通常被以为是一片蛮荒。但早在中国文字产生以前，在黄河中下游的那些人群的认知之外，这片上游黄河边的高地之上，就有族群开始了辉煌的创造。
　　这些早期人类文明，在当代，依靠考古发掘，才得以呈现。
　　而在此之前，对这片土地与文化的认知还是非常匮乏的。读一本民国年间编撰的县志，这个县在流经同德县的黄河下流数百公里处，叫贵德县。县志关于地理的描述中还说，“河迳其北，为入中国之始。”那时，尚不知再往上游数百里，还会有考古发掘出来在当时如此先进的文化。
　　有此一行，黄河源区的文化，在我心目中，已经是一派生机勃勃，而不再像只读文字史那样，留下的印象，只是一片高远蛮荒。
　　四天后，转到西宁稍事休整。得空去青海省博物馆看了马家窑和宗日陶器中号称国宝的两件实物。
　　在宗日考古现场，专家给我看的是图片。
　　那是两只陶盆。泥胎橙红，用黑色描绘出纹饰和鲜明的人物形象。
　　一只叫舞蹈纹盆。盆内上部，靠近沿口，两组人牵手联臂舞蹈，一组11人，一组 13 人，体态修长，大头和宽臀略有夸张，使得形象生动而富于节律。
　　另一只叫二人抬纹盆。也在盆腹内部，靠近沿口处，一圈纵列的鲜明纹饰中，两个立人面对面合力抬起一个圆石，并用弯曲的腰身表现出了圆石的重量。沿盆一周，一共四组。专家说，那舞蹈可能是娱神，那这抬石图就是劳动了。
　　最令人称奇的，是宗日出土的一组骨制餐具：刀、叉、勺，活脱脱的西餐三件套。在筷子文化的中国，另起一端，似乎间接说明那时肉食占比高，和处理食材的方法。
　　我在同德黄河边遇到的这支联合考古队，由青海省考古所、河北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协同组建。我为宗日文化的细心发掘与考证欣喜，眼前却浮现上午所见被盗掘殆尽，以至于连墓主的族属都难以确定的莫格德哇。心中又响起悲声：白兰，白兰。当今之世，总有别有用心的人，或者被所谓民族情感蒙蔽的人，总把某一族群的血缘描绘得过于单一以表纯粹。但人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民族与文化的形成，从血缘到文化基因，都并不是如此简单。
　　越是生生不息的族群与文化，越是基因驳杂。
　　宗日人是我们的祖先，白兰人也是我们的祖先。
　　可不同族群的文化遗存再见天日时，命运却如此天差地别。我也不相信莫格德哇所有的东西都被盗掘殆尽，如果对那些墓葬再行科学发掘，一定还有许多文明的线索，更不要说山下残墙包围着的地方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