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引之虽然是从文字训诂的角度探讨《春秋》名字，但对姓名学的研究亦有很大贡献。继王氏之后，俞樾又续作《春秋名字解诂补义》。胡元玉不满王氏的解诂，遂著《驳春秋名字解诂》，其后，洪恩波、刘师培、黄侃、杨树达等各陈己见，互相启发，把《春秋》名字的研究引向了深入。另外，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三中，对姓氏、名字和称谓都做了深入的探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赵翼《陔馀丛考》和《廿二史劄记》亦多有创见。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清代武威张澍，倾心于西北史地和姓氏名字的研究。关于姓氏的研究，他曾著有《辽史氏姓录》《元史氏姓录》《西夏氏姓录》《金史氏姓录》《姓氏探源》等;关于名字的研究，曾著有《同名录》，较早注意到历史上多人同名现象，并加以分类研究;《名字录》则介绍了名字的起源。在姓名学的研究史上，张氏功不可没。
　　“五四运动”以来，学者们能运用近代史学观念和文化观念研究古代社会，所以，姓名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中以岑仲勉贡献最大。岑先生主攻隋唐史，但亦能旁通姓氏和名字，如前面提到的《元和姓纂四校记》。另如《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翰林学士题壁记注补》等，都通过对姓名的考订，起到了证史和补史的功用。另外，《唐人行第录》一书也用功甚勤。通过对唐代诗人笔记的爬梳整理，将唐人以排行称呼这一现象，比较全面系统地向后人再现出来。岑先生为研究古代史和姓名学做了非常扎实的奠基工作。
　　今人姚薇元根据史传姓氏书的记载，参以石刻方志、文集说部等材料，考证《魏书·官氏志》里所载的胡姓，并涉及两汉以来质子降胡和隋唐的胡商番将，总计考证了一百九十三姓，初步填补了我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胡人姓氏，撰成《北朝胡姓考》一书。此外，王仲荦《鲜卑姓氏考》、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等成果，也是侧重研究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的，在姚著的基础上，都有不少新资料的补充、新难点的突破，且将先进的学术理念与边疆地区的田野考察相结合，推进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相关领域的发展，使得刚刚起步的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与血缘宗族和望姓大族相关的研究，在20世纪前半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王伊同《五朝门第》等成果。
　　这一很好的学术态势在 20世纪后半叶因极左思潮，停顿了二十多年，一直到打倒“四人帮”，进入学术研究的新时期，一切始逐步恢复正常，但世界学术已有很大的飞跃。我们只是接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断裂的学术史。台港地区的研究没有出现中辍，毛汉光的《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等一系列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内地恢复学位制度以来，以中国多民族的姓名文化和姓名学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士论文也不断涌现，其中早期的有纳日碧力戈《姓名论》。另一个趋势就是利用姓氏调查、人口统计的资料，结合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当代中国三百大姓的地区分布以及群体遗传，注意到同姓人群的血型特征，工作量很大，工作原理具有科学性，已经推出的成果令人耳目一新，代表着姓名学研究的新趋向。
　　笔者个人的学术研究与姓氏和姓名文化也有密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曾协助郗政民先生整理过蒙学读物《百家姓》，又曾应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邀请撰写过一册姓名文化的小书，90 年代则主要围绕中古士族，特别是唐代关中文学士族、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展开研究。并就《皇唐玉牒》、李白传记中的有关谱牒学问题进行探讨，著有专文。还指导硕博士研究生就隋唐时期的关中韦氏家族，河东裴氏家族，江南陆氏家族，代北胡姓士族、牛氏家族，辽代耶律家族等进行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不仅追赶上了新时期氏族与家族研究的潮流，而且形成了一些新特色，比如对新见石刻文献与文物的重视等。
　　与姓名有关的谥号和谥法研究，主要有：唐代张守节据周公谥法所作的《谥法解》;宋代苏洵奉诏撰《谥法》四卷，取刘熙、沈约等所传谥法，并加以删辑考证，分为一百六十八谥三百一十一条，其中新改者二十三条，新补者十七条，别为七法八类，此书自宋以后颇为礼家所重;明代王沂著《谥法通考》十八卷，上考前代列朝，下至明万历年间，从帝王将相到圣贤隐逸、异端宦逆，凡有谥号者，都收录于书中详加考证; 明代孙能傅也曾撰有《谥法纂》十卷，内容有功令、谥法、尊谥、臣谥等，对研究与命名有关的典章制度都很有参考价值。
　　与姓名文化有关的避讳研究，也不断有新成果。陈垣有《史讳举例》《通鉴胡注表微·避讳篇第五》等，范志新有专书《避讳学》，均涉及姓名学和姓名文化的研究。
　　向熹《汉语避讳研究》在广泛调查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前贤的成果，进一步丰富了避讳资料。全书采取主题分类的方法，从人名、地名、物名等角度考证了一千多个避讳实例，归纳了十四种避讳方法，从语言学视域全面梳理了避讳这一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
　　与汉语姓名文化相关的少数民族姓名的研究，也有长足的进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