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张掖上初中的时候，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去农村参加义务劳动，有一年是收割麦子。七月初刚过，全班四十多名学生就带着行李、水壶、镰刀，由老师率领，坐着大巴车出发了，目的地是张掖市党寨公社的一个小村庄。路上，老师给我们交代一些下乡应注意的事项，并对住宿做了安排，一户农民家住两名同学，很幸运，我和好友高建华分到一起住。我们是半下午到达小村庄的，待住下来已是掌灯时分，薄暮已笼罩了大地。
　　第二天，我们是在鸟鸣声中起床的。起床后，稍微洗漱一下，吃了点东西，就随村人下田了。
　　劳动开始了。我们排成一排，如雁阵一般，一镰一镰，慢慢地往前割，工夫不大，汗就浸透全身。起初，我们割得并不熟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得得心应手起来，整片麦地里，只听见嚓嚓的割麦声和微微的喘息声。太阳升起来了，而且越升越高，大地上一片蒸腾，师生们也热得不行，有同学割上一气，就直起腰，摘下头上的草帽扇一下凉，然后再割。有的去到地头，拧开自带的水壶，喝口水，也借机休息一会儿。我也到田头喝过两次水，之后，埋头再割。汗水浸湿了衣衫，麦芒刷在胳膊上、脸上，火辣辣地痛，但我们仍坚持割麦。午饭是由村里派人送到地头的，一人一碗菜，两个馒头，师生们狼吐虎咽地吃了，在阴凉处休息了一个小时，又接着开干，一直割到下午五点才收工。回到住处，人已如散了架，累得连一句话都不想说。
　　房东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妈，一脸的慈祥。看我们进了屋，赶过来，笑盈盈地说：“累坏了吧！快歇息一下。”随着话音，还给我们一人递过来一碗白糖水，我们道过谢，便大口地喝了起来，那水真甜啊，我觉得长这么大都没有喝过这么甜的白糖水。在大妈家吃过饭，我躺在床上休息，高建华却出了门。我以为她上厕所去了，也就没有在意。大约一袋烟的工夫，她进了门，附到我耳边，悄声说：“快走，院后面有棵杏树，咱们摘杏去！”“真的？”我一下子来了精神，从床上起来，跟着她跑了出去。
　　我随高建华转到院后，果然看见院墙边有一棵碗口粗的杏树，树冠如盖，树叶碧绿，枝叶间缀满了金黄的杏子，有的枝条上由于结的杏子太多，把树枝都压弯了。我俩也不顾刚吃过饭，从树上摘下杏子，大口地吃了起来。成熟的杏子软糯、酸甜，还带着一些甜汁，好吃极了，我们每人一连吃了十多个。正在我们大快朵颐时，大妈忽然来到了后院，她笑着说：“杏好吃吗？”我俩顿时觉得有点难为情，连忙点头。不想，大妈却走到我的面前，摸着我的脸蛋，半开玩笑道：“多俊的姑娘呀，吃了我家的杏，不如就别走了，给我家当儿媳妇吧！”我一下子窘得不知说什么好，嗫嚅了半天说：“我还小，才十五岁，不想嫁人！”我的举动，惹得旁边的高建华笑弯了腰。我又气又急，追打着高建华，跑回了房间。
　　在大妈家吃住了三四天，和大妈逐渐熟悉了，我们也了解到，大妈丈夫去世得早，家里有三个儿女，女儿出嫁了，大儿子和儿媳进城搞副业去了，小儿子军儿去年当兵了，眼下家里只有她一个人。紧张的割麦劳动持续了五天，我们就要返回张掖市了。就在我们将要离开的头天晚上，大妈来到了我们的房间，她拉着我的手，依依不舍，又带着几分兴奋地说：“明天我小儿子就要探亲回家了，真舍不得你们走啊！”大妈走后，张建华坏笑着对我说：“大妈看上你了，不如你就留下吧！”我用手捶打着她，说：“看我不撕烂你的嘴，让你胡说！”
　　终于到了要离开村庄的时候，次日上午10点左右，社员们都来送我们，大妈也帮我俩提着行李，把我们送到车边。她望着我们，一个劲抹眼泪。见状，我安慰她说，有机会了，一定会来看她的。我上了大轿车，隔着窗玻璃，还看见大妈不停地向我们招手。就在大轿车即将启动的时候，迎面来了一辆长途客车，客车停下，从车上走下来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高挑个儿，浓眉大眼，一身绿军装，提着一个军用提包，看上去英气勃勃。我瞬间明白，这就是大妈当兵的儿子军儿了。看见儿子，大妈惊喜异常，忙把我指给军儿看，我的脸霎时感觉有点发烫，羞涩地低下了头。车子缓缓地启动了，小村离我们越来越远，最终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当我再次来到魂牵梦绕的小村庄，见到大妈时，却听到了一个让人伤心的事情，军儿在一次抢险救灾中走了。回忆着在大妈家住宿时的点点滴滴，我不觉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