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不断告诉我一些生活智慧和做人的道理。
　　父亲生于1929年春天，属小龙，出生在榆林城一个普通的职员家庭，是家里的老小，他的小名叫耕牛，工作后他的哥哥给他取名贺耀斌。青少年经过小学、初级师范的系统学习，经人推荐任国民革命军 22军86师师部译电员。少年时曾经为上司拎包，陪同乘机去西安出公差，一度成为他的吹牛资本，讲给我听的时候，津津乐道，颇为得意。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参加了绥远起义，在时代的裹挟中，父亲洗心革面，做了社会主义新人。之后一直执教杏坛，教书育人，授业解惑。上世纪70年代，正常的学校办学秩序被打乱，陕北的高中教育改办为职业班。父亲果断为我选择了医疗班，希望毕业后有一技之长，下乡插队可以成为一名赤脚医生。当年父亲花了不小的价钱买了一套中医名著《医学衷中参西录》送给我，这套书至今摆放在我家书架显眼位置，拥有这套书，使我在同学中着实自负了很长时间，并成了我刻苦背诵汤头歌诀、中药药赋的动力源。在父亲的理念里“不成良相，但成良医”，反映出他的立世做人的基本姿态。后来姐姐在他的影响下选择了学医，并成为一名出色的妇产科医生，既成就了自己的人生又回馈了社会。1977年国家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我填报的四个志愿全部是医学专业，在递交表格的最后一刻，才将第一志愿改报为西北大学，因为1950年代初父亲曾赴西北大学上学，他说西北大学伙食好，顿顿四菜一汤，不料中途生病，辍学回家。我如愿走进了西北大学的校门，但大学的伙食并没有像父亲说的那么好。陕北的主食以玉米馍和土豆为主，到关中变成了玉米面糊和发糕，很不合胃口。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腥风血雨的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式微，而学校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灾区，整个社会越来越凋败，这通过大学餐桌的变化折射出来了。
　　父亲是一位语文老师，对待文章中的错别字和工整书写有严格的规范要求，他常说写好一手漂亮的字是男人的脸面。所以我们兄弟俩从小习字临帖，父亲在一旁悉心指导，或仿格、或描红，可惜自己差点天赋，一直没有达到父亲的水平。在与父亲长年的通信中，他总要把我写的家信，认真批改后同他的回信一并寄给我，这着实让人难堪，也使我一直对错别字存有高度警觉。正是父亲的这种严谨持重的作派，使我受益终身。
　　1977年12月高考前，父亲回到家里和我闲聊，说到学校高考“突击班”模考作文的题目，有位同学写的内容别致，构思巧妙，我漫不经心地听着，心里却暗暗打了多次腹稿，机缘巧合，高考时的作文题目正好可以借用这个素材，我的语文取得了各科中最好的成绩。等到我儿子参加高考前，我们父子每周末早晨总去回民街吃老刘家的美食肉丸糊辣汤和腊牛肉夹馍，路上针对性地探讨一个模拟作文题目，遗憾的是儿子高考考语文时，缪斯女神没有再一次眷顾。父亲几代人都是地道的陕北土著，但因为他一直精研汉语拼音的推广和教学，所以可以用标准的普通话流畅地直读拼音文字。在给我的一封信里他提到多音字“和”的几个发音和不同的使用方法，使我深感汉字的深奥和文字之美。我至今有一个习惯，学习外语和汉语遇到不认识的字词，不由自主地想查寻有无別的发音及别的使用方法，封存的记忆里就会出现父亲和蔼认真的形象。
　　父亲虽然是语文老师，但似乎有点不爱主业，而热衷于各种业余爱好。他一直喜欢照相，而且自己冲洗出片，因为这个爱好，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父亲还喜欢各种乐器，擅长吹口琴、拉手风琴、敲洋琴。但小提琴拉得一直不怎样，曾在孩子们面前显摆拉琴，我们都被杀鸡一样的琴声吓跑了，很是影响了父亲在我们心目中的权威形象。我和弟弟从小在体校训练乒乓球，有一次他来凑热闹，自诩乒乓球打得挺好，握拍上阵就来了一个台下海底捞式的削球，动作夸张奇怪，他没尴尬，却尴尬了我们兄弟俩。
　　我要去西大报到前，他摘下花了二百多元新买的瑞士全钢超薄腕表送给了我。这是我的成人礼，戴上沉甸甸的钢表，我告别了少年时代，开始自己的远行。在20世纪70年代千元在家乡榆林可以购置一套不错的刚需房产，而社会上风行的是“三转一响”（缝纫机、手表、自行车和收音机）。政治异化了人类对于生存的基本要求，人们的观念里，自持房屋通常被认为带有资本的原罪。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物品都要凭票供应，母亲总会想办法批发一点父亲喜欢的香烟和苹果，跑去屠宰场买些大骨头熬汤、炼油，增加日常饮食的油水，还找熟人用供给的粗粮调换成细粮改善生活。父亲很欣赏母亲过日子的本领，夸母亲是“这个女人不简单”。母亲做得一手好菜，饭菜出锅第一碗总是盛给父亲，再盛给孩子，自己则锅底留多少吃多少，有时就吃点剩饭将就了，这令父亲非常不悦。有一次热腾腾的饭菜上桌，父亲多次喊母亲趁热吃一口，母亲却只顾着忙里忙外收拾灶台，眼看着饭菜就要放凉，父亲终于忍不住情绪失控，他拿起饭碗，一家伙扔上房顶，顶棚被砸出一个洞，饭菜从顶棚撒下来挂满墙壁，碗碎了一地。从没见父亲发过这么大的脾气，我们和母亲都被吓傻了。几十年来每想到儿时家里发生的这一幕，就慢慢理解了父亲对母亲的感情，这种家长式的暴力执法看上去粗鲁，但表达的是他心里对母亲真切的关爱。
　　父亲50岁后当选区政协委员，荣获陕西省教委颁发的从教30年证书，主事榆林一中教学工作，算是他人生的得意时期。三个儿女上学、结婚、工作都遂他的愿，在小城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学校分配了宅基地，父亲手头虽然吃紧，却要努力盖起属于自己的房院。然天不假年，1986年7月9日，父亲突发心梗去世，享年58岁。
　　“家有千两万担，不如薄技在身”，这是父亲的口头禅，也是他的教子家训。我们姐弟便在这种带有生存意识的家教中成长，将学技艺、求生存当做设计自己人生发展的首选。家有贤妻，儿女争气，老百姓字典里的成功男人，父亲应该是做到了。父亲的早逝一直是我说不出的隐痛，如果他能活久一些，该是会更得意更骄傲一些吧。生死离别是刹那间的永恒，子欲养而亲不待，作为子女不能侍侧左右，孝心无处安放，那种父子二人的惬意小酌，变成无数次对空独饮时的想象。母亲过世后，我也走进人生的晚境，眼见老宅的院墙被圈上“拆”字，心中五味杂陈。时代更迭和社会变迁中，不变的父母恩情，一直福佑着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