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认祖寻根在历史上也产生了不少消极影响，毒化了社会风气。首先是为了攀龙附凤而任意联宗。清代学者赵翼在《陔馀丛考》一书中曾嘲弄这种风气，他说世俗好与同姓人认族，不问宗派，辄相附和。此习自古已然，李唐统治者自以为出于老子之后，于是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并以《史记·老子列传》升列于诸传之首，“此攀附明德以为光宠者也”。又有本非同姓，而强行联宗者。据《北史·唐瑾传》记载，周文赐瑾姓宇文氏，燕公于谨白周文，言瑾学行兼修，愿与之同姓，结为兄弟，周文于是又赐瑾姓给万纽于氏。“此则非同姓而认族，实为千古所未有”。还有人为夤缘权势而联宗。据《宋史》记载，蔡嶷为了攀附巴结而尊蔡京为叔父，蔡京于是命令自己的儿子蔡攸、蔡修等出见，蔡嶷马上改口说：“错了，您本是我的叔祖，您的公子才是我的叔父辈。”并慌忙下拜。宋人张洎为举人时，有名叫张泌者已经做了高官，于是洎每次拜见泌，都自称“侄孙”。后张洎进士擢第，再见到泌便改称“侄”，等到他自己当了宰相，就将泌当作一般下僚看待。
　　有些不同姓族的人常拉出某姓的祖先来互相矜夸。据说明代某地，有朱、项两姓的祠堂相邻。朱姓祠堂上贴的对联写道：“一朝天子，历代儒宗。”意思是说，当朝皇帝就姓朱，宋代的朱熹也是儒学领袖。姓项的看了对联后，也在祠堂上针锋相对写道：“曾烹天子父，亦作圣人师。”这两句套用了两个典故，上句是用《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欲烹刘邦之父的故事，下句则用项橐曾为孔子师的传说，来压倒姓朱者。文人学士喜欢炫才斗智，这是利用联宗方式嘲弄对方的一则趣话。
　　在社会生活中，则衍变为恪守祖宗遗训，不敢创新，或者自欺欺人地夸耀说一切古已有之，祖先比现在阔得多。谭嗣同曾指出谱牒的两大弊端：“一曰：攀附。遥遥华胄，流为讥谑，郭崇韬、狄青所由判贤否也。一曰：夸大。虽孝子孝孙之心，称美不姓恶，其体比于鼎铭。”
　　为了认祖与联宗，有时就不得不伪造世系和谱牒。明清时，江湖上还专门有以伪造世系谱牒为生的“谱匠”。罗继祖《枫窗脞语》载：

　　彼辈预制一套可通用之道具，多托始于南宋，如名人序跋、远祖遗像、朱子题字，不论张姓李姓，但将名姓一改即觉天衣无缝。……同一衣冠袍笏须髯如戟之人，在谱匠手既可做张家之远祖，又可做李姓之儿孙，概出于谱匠之随意描绘，非实有其人，不足当识者之一哂。吴君又谓所见湘中宗谱及抗战期间新刊之宗谱，亦有类此者。此种风习盛于南省，北省少见。

　　认祖与联宗的另一个负面影响就是造成传统社会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同姓中的某人做了官，本家中所有的人都可以跟着沾光；反过来，同姓中的某人若犯了不赦之罪，那么不光本家要受到株连，就连三族都要跟着倒霉，这种例子在古代不绝于书。

　　涵化融合

　　第二章中曾谈过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上，许多姓氏和名字既是民族文化互鉴交流的产物，又反过来促进了民族融合。历史上出现的五千多个姓氏中，有两千多个姓氏来自周边少数民族。“据统计，我国汉族共有 5730个姓，其中单姓3470个，双字复姓2085个，三字姓163个，四字姓9个，五字姓3个，以及元清移居中原蒙古人、满人的译姓等。其中常用姓为 2077 个，非常见姓3653个。这是当前统计中比较多的一个数字。在汉姓中，有不少原来是少数民族的姓，如慕容、乞伏、宇文、秃发、拓跋、罗、朴、督、鄂、夕、龚等等。”而在长期的多元并存、异质相融的过程中，汉语姓氏和命名方式又起着主导作用，逐渐同化了随域外文化传进来的其他民族的姓氏和命名方式。
　　早在先秦时期，诸如党、傍、芈等四夷居民的“夷狄大姓”，在同中原华夏民族的不断交往过程中，融进了华夏民族的姓氏系统中。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为了加速鲜卑民族的封建化进程，实行改革，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改原有的鲜卑姓为汉姓。具体做法是把各部落的复姓改为音近的单字汉姓，如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万纽于氏改为于氏，纥奚氏改为嵇氏，尉迟氏改为尉氏，达奚氏改为奚氏。皇族近亲九姓，与元姓共十姓，规定从此不通婚姻。其他贵族改姓，数在一百以上，《魏书·官氏志》均有记载。其中以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最贵。孝文帝又规定汉人士族的门第高下，承认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大姓为最高门第，与鲜卑八姓地位相等。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博陵崔氏门第也很高。以上贵姓，不得授以卑官。孝文帝还凭借政治力量，对汉人氏族和鲜卑贵族一律规定了郡姓，同称为士族。鲜卑贵族八姓以下，士人分为九品，并选择崔、卢、王、郑等中原大姓和陇西李氏的女子进入后宫，为五个皇弟分别聘李、郑、卢姓女子为后妃。很多鲜卑公主也嫁给汉族大姓。鲜卑和中原汉族的大融合，产生了高度发达的文化，使当时都城洛阳的繁华超过了南朝的建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