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大物博的中国，东西南北饮食风味差别很大。就拿以鸡为食材的菜品来说，新疆大盘鸡、四川麻辣鸡、东北小鸡炖蘑菇……它们各据一方，各显特色。鸡的品种也加上地域前缀以彰显与众不同，比如海南文昌鸡、江苏溧阳鸡、山东寿光鸡、河南固始鸡，等等。虎儿表叔捎来的这份红烧鸡块，就是十足的贵州风味。
　　表叔大名叫谢成富，虎儿是乳名。他哥哥叫龙儿，一龙一虎，龙腾虎跃，振兴家门。虽然长我一辈，虎儿表叔年龄只长我两三岁，个头也跟我差不多，还没我壮，实在是一只瘦弱的小虎。小学老师认为他的名字起得太大了，取谐音改为“富”，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们思想也解放了，直白地表达出对物质的追求。那时，老家人都很穷，一年到头沾不上几次荤腥。母鸡下的蛋都攒着，够十来个了，拿到商店去换油换盐，只有在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上两只葱花荷包蛋。要是谁家的鸡被鹞子叼了个半死，对我们来说那真是一件欢天喜地的事，可以吃鸡肉了！显然，“富”是一个寄寓无限期盼的好名字。
　　他们屋后有几十亩枞树，是村集体的，允许村民剔了丫枝当柴烧。这种叫作枞树的马尾松含油脂高，添进灶里火力刚猛，我们院子的男孩经常结伴去剔枞树。枞树表皮粗糙，把我们稚嫩的腿脚划出一道道血口子。虎儿表叔身手灵活，总是最先爬到枞树顶端。我们也练出了功夫，能攀着树枝，从一棵树荡到另外一棵树，乃至只需爬一次树，就能把周围六七棵枞树的丫枝都剔下来。累了渴了，就去他们家烧苞谷烧洋芋，拿起一只没有把的铝瓢，咕咚咕咚地灌一肚子凉水。那时粮食珍贵，水也珍贵，这桶水是他们兄弟从两里外的黄家湾里抬回来的。
　　我去镇上读初中后，再也没有见过虎儿表叔。偶尔从村里打听到一些消息，说他在某个城市做事，能按时寄一些钱给家里。
　　前年腊月间，华大叔给我打电话说，“谢总谢成富回来了，晚上一起吃个饭。”这是三十来年的第一次见面，拥抱时，他的肩背依旧那样单薄。酒过三巡，他说起了在外闯荡的经历。
　　当年，他不想读书了，一门心思要到城市去，爬上向南的火车，在贵阳落脚，靠打零工挣点小钱。一天，在劳务市场等活儿，一位中年人过来招工，看他人小可怜，就问他能干啥，要多少工钱。虎儿表叔说，工钱先不忙讲，你看我干的活值多少就给多少。招工的第一次见到不计较工钱的人，就把他带走了。
　　老板姓叶，在贵阳开着一家“辣鸡”面馆。虎儿表叔的工作是当服务员。他虽然力气不大，但是手脚麻利，吃得下苦，头脑灵活，见眼生勤。叶老板欣赏这位小个子的新员工，三个月后安排他当收银员。收银员岗位是对人性的考验，老板会安排最信得过的人。虎儿表叔干收银后，每天经手的账目清清楚楚，分毫不差。叶老板更加赏识他，又把他调到后厨当学徒，亲传辣鸡炒制手艺。这是一家餐馆的核心机密。他很快掌握了烹制辣鸡面的诀窍，从叶老板手中接过炒锅，成为掌勺大厨。
　　后来，叶老板把以自己姓氏为招牌的门店交给这位陕西青年经营，并赠送部分股份。一个无依无靠的农村青年，是经历怎样的奋斗，才幸运地受此托付？我想，叶老板做出这个决定，应该经过一番思量的，是对员工勤奋、诚信的认可，还是看到了自己创业的影子？
　　这条街上餐饮店很多，有卖米粉的，卖红酸汤的，卖牛瘪火锅的。虎儿表叔没有辜负叶老板的托付，把面馆生意经营得依然红火，门口经常排起长队，还在贵阳开了两家分店。
　　虎儿表叔“五一”回老家看望父母，想着给亲戚朋友们带点东西，想来想去，还是带辣鸡吧。他连夜宰杀了8只鸡，剁成块，到凌晨3点才炒制好，装了真空包装。
　　我把两包辣鸡带回家时，媳妇正在考虑下午吃啥饭。我说：“这是贵阳的辣鸡。”她说：“就吃这个！”媳妇是贵州镇远人。
　　辣鸡加热后端上桌来，我先尝了一块，肉质酥软而又有弹性，有老酒的浓香。只是辣，太辣了，我和女儿一边吃，一边喝果汁，只有媳妇啃着鸡块不作声。我问：“咋样？”她说：“地道。我爸爸做的就是这个味道！”一位陕西的大厨，在贵州做了辣鸡，让一个在陕西的贵州人吃出了思乡之情。
　　此时，正是老家枞树开花时节，茶树应该长出三四片新叶了，茶园边大概依然长满了野豌豆，结着鼓鼓的荚。松花酿酒、春水煎茶，这是古人的风雅。老家的枞树林已许久不见少年的身影，茶园里也鲜有吹响野豌豆的哨音，杰幺叔、九元儿、山儿这些一起砍柴的少年玩伴，他们经过多年奋斗，也和虎儿表叔一样在城市得到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他们的孩子也进了城。其实，乡村未曾萧条，它正以另外的方式生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