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这些文字的过程，也让我重新经历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个人生活。文字为我提供了再次经历自己经历的机会。我一度就活在与这些文字相关的生活当中。我的爱、我所感到的友情与信任、我的苦闷与无奈，经由这些文字同我对自己身体和生命的实际感知连接在了一起；我在瞬间里萌生的有些想法，日常生活中某个散落的碎片，我的伤痛，由这些文字重新组合成了我在生活中的模样。我就是那个自己在书写中遇到的人，也是在这些文字中浮现的身影。现在我要在它们之中迎接自己的重现与消失，从中学习过一种能使内心平和的个人生活。
　　这些文字涉及的人与事，大多处在沉默之中。构成其所是的东西，都直接呈现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举止当中。它们不需传授，不用经过知识的过滤，也不透过高深的理性表露，只是我个人对于自己身体生命的某些实际的感知。支撑日常生活重复、单调、日复一日循环的基础，是人之为人、物是其所是的那些所在，而不是从面具背后发出的声音。它们在皮肤的表层，在行为的惯性所保留的肉身化的生命觉知里，也是个人面对自己时才会直接发生又不可替代的与他人和自身间的关系。由个人在艰难中挺过来的自尊与勇气所转化成的气息和味道，也包含在这些文字铭写的生活当中。
　　我信任简单平凡的事物。它们在我举手投足、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是我感受到的实在和牢靠的感觉。它们一度就呈现在我的母亲忙着冬贮大白菜的情景里，也在她在病痛的挣扎里，还有我小时候春天里吃过的荠菜的味道，以及我站在清冷的大街上，面对面馆的汤锅，我的胃想要喝一碗面汤的反应。这些东西塑造了我的喜怒哀乐，构成了我的情感世界的基本底色。我便是由自己所遇见的无数个偶然事件打造而成的肉身。我在那些熟悉的声音里变成了自己。我通过仍留在我身体里，历历在目、无法抹去的记忆、气息和味道，来辨认自己。它们经由不知名的途径转化成了我对自己的自我认知。书写在我看来就是对它们的感恩与铭记。
　　书写并不神圣，也不是治愈自己的灵丹妙方。书写也不会使我的处境变得更好。作者在写作中的任务是力求从他或她的作品中消失，去靠近促使他或她成为自己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有可能展现在可见物的不可见性和不可见的程度之中，是最常见的事物以公开的形式所蕴含的隐秘的力量。想要书写与自身密不可分的事物，就必须避开书写赋予的“特权”。因为在书写中，作者是唯一的讲话者。他或她必须懂得克制自己，才可善用写作赋予他的权力，才不致使自己凌驾于他者之上。作者将自身敞开，为的是迎接外界的不断涌入，而他或她在写作中仅仅是一种精神中介物。
　　自春秋战国的《公羊传》开始，我们的文化通过口耳授受，在一代一代中间传递着关于书写的伦理，它包含着“真实平和”“微言大义”“不欺人”等等的词语所代表的智慧。它的意义不在于提示书写者应该去写什么，而在于为书写提供了精神的依归，即：通过书写不再使个体像孤岛一样存在，让“中国如其线而不绝”。
　　尽管不断有人在书写中背弃了这一伟大传统，但它并不因此，也不因为时间相距遥远而减损自身的魅力。这一传统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让后来者心存敬畏，是因为它不断地为写作开启着“新”和“异”的视角，为写作者打开了不同的世界和另一个自己。它让文字书写的作用处在有限的状态中，也让作者在写作中能在个人层面上与他或她的自我认知相互关联，使作者处在同自己、世界、语言、物和他人相互重合的关系中，处在对于共同未知的期待和好奇之中。
　　这种好奇是在共同的经历中对自身的发现和创造，也是对未知的背诵，还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事的自尊，维系人之为人的依归。
　　将这些文字拿出来与人分享，不是因为在我的所写中包藏着只有我知道，而不为人所知的道理；也不是因为有些经历，唯我独有。而是因为：在文字里，每个人都拥有了解自己和被了解的权利。我为那些使我成为我自己的东西而写作。在其中，我把自己也当成了对象和想要了解的疑问。我要从中发现：那些支撑我在个人的苦闷、无奈和人生的险境中挺过的东西，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我要找出自己的缺陷，并加以克服。
　　写作是一个连续不断、重新开启的自我实践。在写的那一刻里，我有可能重新被激活，也有可能被夺走，但文字背后始终站着活生生的人。他们不在词语的分类和命名之中，也从未一劳永逸地被界定。这些文字是我对他们的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