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给人情感上的印象是冰冷生硬、笨重，但在农村的生活中渗透到角角落落，离不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从未离开过它们，比如石碾、石磨、碓窝、石槽等石器。
　　石碾是用来碾米的。我老家有个地名叫碾坊沟，按说应该有碾坊和碾子，但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哪怕是遗址，也许是很早以前的事吧。我问过村里很多老人，他们也说不清，碾坊沟地名一直在沿用，我没考证，也无从考证。
　　我见过的石碾是小时候在我二姨她们队上的碾坊。碾坊在两棵双人合抱的古松树下。如今古松还在，碾坊里的碾子等却不见影踪了。碾盘由一块平整而坚硬的青石做成，直径大约150厘米，厚度为15厘米，其重量在1吨左右。碾盘的中间有一个15厘米左右的圆孔，从圆孔中穿一根1米多高的圆形铁柱子，人们管叫它“碾脐”，是用来固定石磙子的。石磙子是一个圆柱体，尺寸的大小不固定，有的上面镌有条纹。石磙子的两端中间也有两个固定“磙脐”，使磙子拉起来不跑偏。这样，到了秋天，稻谷成熟后，将谷子晒干后倒在碾盘上人推或牛拉，碾去谷壳，然后用簸箕抛去秕糠，剩下的便是银子般的大米了，做成的粥或锅巴饭格外可口、香脆。
　　我老家的大石磨安放在老屋后边的一块空地上。磨盘是我时常玩耍的地方，夏夜总喜欢在磨盘上乘凉，上面干净，没有虫子蚂蚁。躺在磨盘上仰望满天密密麻麻的星星眨眼，吹着惬意的凉风睡觉。
　　石磨主要用于磨面粉，苞谷面、小麦面、荞麦面，一次磨上几十斤上百斤。听说这个石磨是伯父、二爹和我父亲三家人出资八十元请石匠团的，从十多里外的邻村运回安装的。在20世纪70年代初，八十元钱是个不小的数目，但石磨必不可少。那时的老家不通路不通电，没有磨面机之类的电器，我只见过手电筒，上干电池的。石磨虽是我们三户人安装，但左邻右舍照样使用。小时候，我喜欢赶着家里的那头驯善的母牛拉磨。我拿着一根竹梢或细枝条跟在母牛屁股后走，有时它累了，停下脚步，我便用条子抽一下它的屁股，并吼一声：“快走！”母牛很听话，立马加快脚步。母牛很聪明，我快它快，我慢它慢。我赶牛拉磨，母亲便在旁边架着大簸箕和箩子箩面。我一会觉得赶牛好玩，一会觉得箩面好玩。抢着箩面的时候总是把面粉弄得满脸满头都是，像个白头翁，母亲哭笑不得。母亲将手中的使牛条举得高高的要打我，却从来没有打到我身上。
　　我没赶牛拉磨时，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她就用包帕将牛的双眼蒙住，牛就会拉着磨自觉地走，不偷懒，喊停就停，喊走就走，比我还听话。我问过母亲为什么要蒙住牛眼，母亲说，牛眼蒙了，它以为后面一直有人在拿条子赶它，它会一直不偷懒地拉着磨，我就可以腾出手来箩面。我笑牛笨，母亲说牛其实很聪明。她讲了我四岁时推磨的故事。我不信，却是事实。
　　一天下午，我从母亲手里接过树枝条赶牛拉磨，母亲抽空回了一趟家，等她回来时见我在牛肚下的磨道上睡着了，而牛静静站着不动，吓得母亲双腿发软，抖抖瑟瑟跑过去把我从牛肚下抱起来，口里念念不停，牛儿乖，牛儿乖。后来，母亲经常说牛是灵性动物，要是那天它一脚下去，我肯定没命。
　　随着时代的进步，磨面机替代了大石磨，人们逐渐把它遗忘了。它静静地躺在茂盛的蒿草丛中，像位孤单的留守老人接受日晒雨淋、风吹霜冻。更遗憾的是，村道路经过，不知哪位不珍惜农耕文化的挖机工人将它毁坏埋进了路基下。
　　我家有一副小石磨也叫手磨，顾名思义，用手推的。用来磨豆腐、苞谷浆、魔芋，磨小麦和玉米面粉等。每年小麦成熟，母亲准会借着月光磨出雪白的面粉，用腊肉丁拌腌菜或豆腐丁蒸馍给我们吃。苞谷成熟就磨浆煮糊糊或蒸苞谷馍，大豆成熟就磨豆浆点酸水豆腐。黄豆、麦子、苞谷们被母亲磨成浆，磨成粉，营养了我们贫穷的岁月。如今，小石磨虽派不上用场，但我仍将它存放在瓦屋厨房的檐下，保存好时代的烙印和农耕文化。
　　曾经舂米的石碓窝、喂猪的两个一米多长的石槽和一个喂狗的石碗，我都将它们清洗得干干净净，收捡到闲置的猪圈里存放着，存放着岁月的痕迹、记忆和难了的乡愁，不让这些石器随着科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在我们这代人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