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4年12月14日
《1924鲁迅长安行》（连载70）
张辛南说：
读了伏园兄《鲁迅先生二三事》，在《杨贵妃》一篇里有关于我的一段记载。我是健忘的，对这件事总想不起，但是伏园兄却言之凿凿。我为考订这段史实起见，却费了不少的工夫，但总未找到客观的证据。惟一的证人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已作了古人，无从质询。我又想不起其他可以证明的资料。我看伏园兄描写自己吸食时的神情却和他在北京哲学社吃拉面时的神情相似。我想把他吃拉面作旁证，但伏园兄却绝口不承认他对于拉面的吃法。伏园兄在哲学社吃拉面的时候，他总是自碗中挑出一条，把它的一端放在嘴里，一段一段的向里吞。我现在想起当时的景况和伏园兄端着碗一段一段向里吞的神情犹历历在目，而伏园兄却绝对不承认。当时在一块吃拉面的王品青兄亦作古人，无从质询，也找不出他种证据来。总之事隔二十年，记忆力恐怕有些靠不住，但这两件事都有可能。
孙伏园《杨贵妃》一文中说“他（张辛南）的交游是四通八达的”，借来烟具让鲁迅尝鸦片。张辛南却怎么也想不起，孙伏园却“言之凿凿”。有可能是张辛南忘记了，也有可能是孙伏园将人名搞错。要不是鲁迅后来说自己在西安尝过鸦片，还真不知孰是孰非。不过时隔区区二十年，对于同一事件，张辛南、孙伏园两人的回忆竟完全相左。考虑到孙伏园1954年后因病导致语言功能障碍，文章靠别人记录，再联系到1962年孙伏园口述《鲁迅和易俗社》一文时正值那个神化鲁迅的特殊年代，其真实性和可靠性难免要打折扣。
再考诸鲁迅日记中的“捐易俗社亦五十”，鲁迅只记所捐钱数而不记亲笔题赠“古调独弹”这桩雅事，似乎也不太合理。那么，为什么会导致“古调独弹”由鲁迅所拟变为鲁迅所拟并亲书呢？这就要回到孙伏园1962年8月14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鲁迅和易俗社》一文和单演义对鲁迅在西安的研究上来。
单演义的《鲁迅讲学在西安》1957年12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在正文和后记中都主张“古调独弹”的题词为鲁迅所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经过许广平以及“鲁迅著作编辑室”众多专家的审阅。单演义在后记中说，书稿完成后曾送许广平审阅——“又需要提出的是许景宋先生将初稿看后除函复指教外，转给鲁迅著作编辑室的诸位先生传阅，所提意见，至为珍贵，特此志谢！”“鲁迅著作编辑室”附属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由冯雪峰负责，主要成员有孙用、林辰、杨霏云、王士菁等人。许广平和诸多专家审阅时，对于“古调独弹”为鲁迅所拟均无异议，并无“古调独弹”为鲁迅亲笔所书的说法。后来由于孙伏园1962年发表的《鲁迅和易俗社》一文，单演义的观点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其1978年编写的《鲁迅在西安（资料汇编）》中，有“鲁迅为赠易俗社匾额题词并书”的题目，但附录的李约之的《谈“古调独弹”》中，李约之只说“匾额上所题的‘古调独弹’四字，是鲁迅先生所拟的”。该书所收的单演义所撰的《鲁迅讲学、战斗在西安》一文中，却说“（鲁迅）遂与孙伏园商定，除参加集体送匾，亲自题字‘古调独弹’外，又各捐款一笔”，肯定了“古调独弹”不仅是鲁迅所拟，而且是鲁迅“亲自题写”。这就和同书所收的李约之的说法不一致了。在1981年和2009年再版的《鲁迅在西安》中，单演义沿袭了《鲁迅讲学、战斗在西安》一文的说法。
总而言之，1924年鲁迅等人联袂题赠易俗社的“古调独弹”为鲁迅所拟确定无疑，这是易俗社当之无愧的荣光。但“古调独弹”仅是鲁迅所拟，并非鲁迅亲笔所书的这一历史事实，以及1931年6月印行的《陕西易俗社简明报告书·（二）题赠》中题赠人的次序，我们也应充分尊重，不能因为鲁迅后来声名显赫而将顺序予以调整，更不能漏掉人名或者写错名字。我们应对历史抱有敬畏之心，既要发挥其纪念意义，也不可不忠实于历史实际。实际上，即使我们客观地承认今天易俗社大厅所悬的“古调独弹”匾额仅为鲁迅所拟，题字是后来集鲁迅书迹而成，也丝毫不会影响这座百年名社的声誉。
第二十八章
“第一件想看的必然是古迹”：
鲁迅游览西安名胜古迹
长安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摇篮，作为周秦汉唐等十三朝古都，文化积淀丰厚，文化古迹星罗棋布，驰名中外，国内外游人莫不心驰神往。正如孙伏园在《长安道上》中所说：“游陕西的人第一件想看的必然是古迹。”鲁迅自1912年2月进入教育部工作开始，就收集了不少汉唐碑帖拓片及其他文物，能在讲学之余，游览长安名胜，目睹文物古迹，自然再怡情悦性不过了。他之所以有长安之行，也跟这有很大的关系。据《鲁迅日记》及相关文献，鲁迅在西安游览了以下地方：
一 游碑林
鲁迅日记1924年7月15日：“午后游碑林。在博古堂买耀州出土之石刻拓片二种，为《吴[蔡]氏造老君象》四枚，《张僧妙碑》一枚，共泉乙元。”
西安碑林坐落于西安市三学街（因清代的西安府学、长安县学、咸宁县学均设在此而得名），是在西安孔庙旧址上扩建而成的以收藏、研究和陈列历代碑石、墓志及石刻造像为主的专门博物馆，藏有王羲之的《（怀仁）集圣教序碑》《（大雅）集兴福寺残碑》、欧阳询的《皇甫君碑》、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多宝塔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回元观钟楼铭》、张旭的《草书〈心经〉》《草书〈断千字文〉》、怀素的《圣母帖》《草书千字文》、费甲铸的《淳化阁帖》、董其昌的《徐公家训碑》等数百方碑石，被誉为“东方文化的宝库”“书法艺术的渊薮”“汉唐石刻精品的殿堂”“世界最古的石刻书库”。
（未完待续）
读了伏园兄《鲁迅先生二三事》，在《杨贵妃》一篇里有关于我的一段记载。我是健忘的，对这件事总想不起，但是伏园兄却言之凿凿。我为考订这段史实起见，却费了不少的工夫，但总未找到客观的证据。惟一的证人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已作了古人，无从质询。我又想不起其他可以证明的资料。我看伏园兄描写自己吸食时的神情却和他在北京哲学社吃拉面时的神情相似。我想把他吃拉面作旁证，但伏园兄却绝口不承认他对于拉面的吃法。伏园兄在哲学社吃拉面的时候，他总是自碗中挑出一条，把它的一端放在嘴里，一段一段的向里吞。我现在想起当时的景况和伏园兄端着碗一段一段向里吞的神情犹历历在目，而伏园兄却绝对不承认。当时在一块吃拉面的王品青兄亦作古人，无从质询，也找不出他种证据来。总之事隔二十年，记忆力恐怕有些靠不住，但这两件事都有可能。
孙伏园《杨贵妃》一文中说“他（张辛南）的交游是四通八达的”，借来烟具让鲁迅尝鸦片。张辛南却怎么也想不起，孙伏园却“言之凿凿”。有可能是张辛南忘记了，也有可能是孙伏园将人名搞错。要不是鲁迅后来说自己在西安尝过鸦片，还真不知孰是孰非。不过时隔区区二十年，对于同一事件，张辛南、孙伏园两人的回忆竟完全相左。考虑到孙伏园1954年后因病导致语言功能障碍，文章靠别人记录，再联系到1962年孙伏园口述《鲁迅和易俗社》一文时正值那个神化鲁迅的特殊年代，其真实性和可靠性难免要打折扣。
再考诸鲁迅日记中的“捐易俗社亦五十”，鲁迅只记所捐钱数而不记亲笔题赠“古调独弹”这桩雅事，似乎也不太合理。那么，为什么会导致“古调独弹”由鲁迅所拟变为鲁迅所拟并亲书呢？这就要回到孙伏园1962年8月14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鲁迅和易俗社》一文和单演义对鲁迅在西安的研究上来。
单演义的《鲁迅讲学在西安》1957年12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在正文和后记中都主张“古调独弹”的题词为鲁迅所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经过许广平以及“鲁迅著作编辑室”众多专家的审阅。单演义在后记中说，书稿完成后曾送许广平审阅——“又需要提出的是许景宋先生将初稿看后除函复指教外，转给鲁迅著作编辑室的诸位先生传阅，所提意见，至为珍贵，特此志谢！”“鲁迅著作编辑室”附属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由冯雪峰负责，主要成员有孙用、林辰、杨霏云、王士菁等人。许广平和诸多专家审阅时，对于“古调独弹”为鲁迅所拟均无异议，并无“古调独弹”为鲁迅亲笔所书的说法。后来由于孙伏园1962年发表的《鲁迅和易俗社》一文，单演义的观点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其1978年编写的《鲁迅在西安（资料汇编）》中，有“鲁迅为赠易俗社匾额题词并书”的题目，但附录的李约之的《谈“古调独弹”》中，李约之只说“匾额上所题的‘古调独弹’四字，是鲁迅先生所拟的”。该书所收的单演义所撰的《鲁迅讲学、战斗在西安》一文中，却说“（鲁迅）遂与孙伏园商定，除参加集体送匾，亲自题字‘古调独弹’外，又各捐款一笔”，肯定了“古调独弹”不仅是鲁迅所拟，而且是鲁迅“亲自题写”。这就和同书所收的李约之的说法不一致了。在1981年和2009年再版的《鲁迅在西安》中，单演义沿袭了《鲁迅讲学、战斗在西安》一文的说法。
总而言之，1924年鲁迅等人联袂题赠易俗社的“古调独弹”为鲁迅所拟确定无疑，这是易俗社当之无愧的荣光。但“古调独弹”仅是鲁迅所拟，并非鲁迅亲笔所书的这一历史事实，以及1931年6月印行的《陕西易俗社简明报告书·（二）题赠》中题赠人的次序，我们也应充分尊重，不能因为鲁迅后来声名显赫而将顺序予以调整，更不能漏掉人名或者写错名字。我们应对历史抱有敬畏之心，既要发挥其纪念意义，也不可不忠实于历史实际。实际上，即使我们客观地承认今天易俗社大厅所悬的“古调独弹”匾额仅为鲁迅所拟，题字是后来集鲁迅书迹而成，也丝毫不会影响这座百年名社的声誉。
第二十八章
“第一件想看的必然是古迹”：
鲁迅游览西安名胜古迹
长安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摇篮，作为周秦汉唐等十三朝古都，文化积淀丰厚，文化古迹星罗棋布，驰名中外，国内外游人莫不心驰神往。正如孙伏园在《长安道上》中所说：“游陕西的人第一件想看的必然是古迹。”鲁迅自1912年2月进入教育部工作开始，就收集了不少汉唐碑帖拓片及其他文物，能在讲学之余，游览长安名胜，目睹文物古迹，自然再怡情悦性不过了。他之所以有长安之行，也跟这有很大的关系。据《鲁迅日记》及相关文献，鲁迅在西安游览了以下地方：
一 游碑林
鲁迅日记1924年7月15日：“午后游碑林。在博古堂买耀州出土之石刻拓片二种，为《吴[蔡]氏造老君象》四枚，《张僧妙碑》一枚，共泉乙元。”
西安碑林坐落于西安市三学街（因清代的西安府学、长安县学、咸宁县学均设在此而得名），是在西安孔庙旧址上扩建而成的以收藏、研究和陈列历代碑石、墓志及石刻造像为主的专门博物馆，藏有王羲之的《（怀仁）集圣教序碑》《（大雅）集兴福寺残碑》、欧阳询的《皇甫君碑》、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多宝塔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回元观钟楼铭》、张旭的《草书〈心经〉》《草书〈断千字文〉》、怀素的《圣母帖》《草书千字文》、费甲铸的《淳化阁帖》、董其昌的《徐公家训碑》等数百方碑石，被誉为“东方文化的宝库”“书法艺术的渊薮”“汉唐石刻精品的殿堂”“世界最古的石刻书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