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墙外和大门口聚满了人，有抽着旱烟披着黒褂子的汉族长者，有骑着马满眼狐疑远远观望的哈萨克牧民，还有满地撒欢嬉笑打闹的小巴郎们。
　　考古队反复给乡亲们澄清，他们不是来“挖宝”的，而是来“考古”的。于是“考古”便成了巴里坤草原上被人津津乐道的词语，但还有许多人将信将疑，“说的是考古，实际上就是挖财宝”。所以，考古队的驻地和发掘现场总有许多双眼睛在盯着他们的动向。
　　考古队的生活条件与去年相比有了天壤之别：不用再住在半山坡上那座废弃的破房子里了。年轻人搭起了上下两层的架子床，晚上可以看书、聊天，房间里不时传出笑声，仿佛这里依然是大学宿舍。女孩子们利用一切空闲细心布置自己的小天地，从工地上下来，总会顺手掐上一把野花，插在瓶子里，摆在桌子上或者放在床头边，使“闺房”拥有独有的雅致和情调。考古队聘请陈小军的爱人徐小霞做专职厨师。这位朴实健硕的河南女子，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为二三十位师生的三餐操劳。王建新他们在辛劳之余，吃上了可口的饭菜，再也不用为做饭的事情耗费心思了。考古队还在工地旁搭了一座帐篷。巨石、沙土、荒草之中的帐篷，就像飘摇在大浪中的一叶小舟，虽然略显单薄，但却足以避过山雨与烈日。在大家的心目中，它就是一座战地堡垒。
　　考古队希望招募十几名开土方的民工，结果报名的青壮年挤满了村主任的院子。大家觉得在家门口做工，既能顾家又能挣钱，实在是机会难得。当然，他们还是有小心思在“挖财宝”这件事情上的。
　　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异常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必须在考古队划定的探方里搬石取土，一会儿要猛挖猛搬，一会儿又要小心翼翼，关键时候还要用小铲一小层一小层地刮土，甚至要用毛刷轻轻拂扫。这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挖财宝”。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们也发现，这些教授和学生们关心的并非“金银财宝”，而是埋在地下的所有物件，包括碎陶片、石器、木器、遗骨等等。渐渐地，他们也有点明白“什么是考古”了。更让乡亲们兴奋和惊奇的是，半山腰上那些祖孙几代人都熟视无睹、平常无奇的石堆下面，竟然隐藏着巨大的秘密。他们居住的地方竟然曾经发生过许多故事，拥有辉煌而显赫的过去。
　　乡亲们对考古队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开始的警惕、戒备变成了敬重和亲近。马健和习通源每天下午从工地上回来，都会在门口的木长凳上坐一会儿，吹着山风，喝着啤酒，眺望天山，谈天说地。这时候，村里的人就会凑过来问东问西，没有地域偏见，没有知识差异，没有身份障碍，甚至没有固定话题。世界在所有年轻人的眼里，具有相同的色彩、温度，让他们充满憧憬与豪情。村子里有嫁女或者娶亲之事，都会邀请王建新出席——西北大学王教授参加了某家某次仪式，会成为主家的脸面和荣耀。村民们不再把考古队看成别有所图的“挖财宝”的外地人，他们觉得这些人和自己一样朴实诚恳，做事投入而笃定，学识渊博而不造作，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谁家要是宰了羊，就会像邀请亲戚一样邀请考古队员们来家里，一起吃羊肉焖饼，一起喝“肖尔布特”。村民们的热情就像炉膛里的火焰，走得越近就越炽烈。那些参加考古发掘的民工们也经常义正言辞地纠正别人：“我们不是在打工，我们也不是在挖财宝，我们是在搞考古！”
　　潜移默化中，考古队给村民们普及了考古知识，灌输了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直至今日，巴里坤地区的群众对各种遗址的保护和爱护程度仍然很高。
　　考古队每天早上出发前往工地，中午饭由陈小军驾车送到山上，晚上回到驻地休息。洗澡成了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当时的石人子村还没有冲澡的条件。汗水浸湿衣裳，然后风干成一圈圈泛白的盐渍，硬若铠甲，尘土粘在皮肤上，一搓一层泥。最后大家商议，到周末，队员们轮流搭采购物资的皮卡车前往巴里坤县城，洗澡、理发、购买日用品。那段时间，巴里坤的街道上不时会出现一群人，他们衣着潦草，蓬发乱须，“远看像要饭的，走近一问，是考古队的”。
　　第一次前往工地，考古队员们就经历了一回“痛彻骨头”的考验。
　　因为人比较多，而工地远在石人子村10公里之外，考古队就雇了村里的一辆“东风小霸王”农用货车接送队员和民工。为了节省时间，农用车每次都抄近道。那是一条盘绕在巨石间的石头路——那甚至算不上一条路，只是村民们在荒滩上随意而行的轨迹，只要绕开大石块，随便怎么跑都行。第一天上山的时候，大家抓着两个边框蹲在车厢里。农用车启动的时候，颠簸就开始了。细颤、震动、弹跳、倾轧，纵向横向、前后左右，随机发生，不可预判。不得不佩服驾车的师傅，他竟然可以在乱石滩上把车开得飞快。也不得不佩服农用车的结实耐用，“东风小霸王”确实像个小霸王，翻沟过坎，感觉不是在碾轧地面，而是在一次次撞击。多少次听到金属断裂的咔嘭声，多少次听到螺丝松懈的吱咛声，多少次感觉它就要分崩解体，但它依然健飞如故。蹲在农用车上，颤栗和抖动的不仅仅是肌肉，还有内脏，这时候，大家就能清楚地感觉到胃的确切位置。麻酥和震痛的不仅仅是抓着边框的手，还有全身的骨头和神经，那种麻酥能够让人体验到电击的感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