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和绍兴戏以及其他声腔在主题的伦理化、人物的脸谱化、唱念的程式化上并无多大区别，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地域因素和人文特点造就的人与人之间精神气质的迥异形成的音乐唱腔和表现题材的不同，即美学风格的差异”。焦循在《花部农谭·序言》中言秦腔“其曲文俚质”，“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可谓秦腔特点精准之概括。秦腔淳朴自然、粗犷有力，元气充沛，与绍兴戏有异曲同工之妙，鲁迅喜欢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西安期间，恰逢易俗社成立十二周年纪念，鲁迅为了对易俗社表示祝贺，亲拟“古调独弹”四字，捐赠五十大洋，并非客气的应酬，而是发自肺腑的欣赏和肯定。“古调独弹”四字寓意深远。中国古诗中“古调”一词非常多见，白居易《听阮咸诗》有“古调何人识，初闻满座惊”之句，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有“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之句……单演义认为，“古调独弹”化用刘长卿《弹琴》中“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之蕴意。仅一个“独”字，凸显出秦腔慷慨悲凉、热耳酸心、振聋发聩、独树阳刚之气的美学品质，契合了鲁迅倡导民族精神的心理期待。换言之，中华民族需要有“吼秦腔”式的磅礴大气，而不是“天女散花”或者“贵妃醉酒”式的咿咿呀呀。
　　鲁迅之所以喜欢秦腔，与他的人格气质也有莫大关系。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写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在《记念刘和珍君》中他赞扬“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的性格刚烈倔强，对于易俗社的秦腔，他看中的不仅是其“编演新戏曲，改造旧社会”的改良觉悟，更是其黄钟大吕般“其词直质”“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的淋漓元气和生命底气。
　　第二十六章
　　“化民成俗”：
　　鲁迅在易俗社看的秦腔戏
　　据鲁迅日记，鲁迅在西安期间，去易俗社看了五次秦腔：
　　7月16日，“晚易俗社邀观剧，演《双锦衣》前本”。
　　17日，“夜观《双锦衣》后本”。
　　18日，“夜往易俗社观演《大孝传》全本。月甚朗”。
　　26日，“晚王捷三邀赴易俗社观演《人月圆》”。
　　8月3日，“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
　　前四次看的秦腔，都是易俗社自编自导自演的新戏代表作。
　　7月16日和17日观看的《双锦衣》，为西安易俗社首演的新编历史本戏，分前、后两本，吕南仲编剧。系小生、小旦、须生、净、丑行当齐全的唱做并重戏。该剧以北宋末年金兵入侵，俘虏徽、钦二帝，宋将宗泽起兵抗敌为背景，叙写洛阳乡宦姜景范之二女姜雪春、姜琴秋于国破家亡之中历经悲欢离合的故事。其中雪春在尼姑庵中“数罗汉”的伤感，琴秋被诬关在狱中回忆往昔的悲痛等场景，揭示人物内心感情细腻生动，深沉感人。1922年3月初，《双锦衣》在汉口演出时即备受好评——“《双锦衣》是新编古装戏，全剧事实复杂、情节离奇……他每场都甚紧凑，且各场有各场的精到之处，没有一半点含糊苟且地方，这都是编排人的一番心血”，以至于“客座拥挤，屡至闭门不纳”。
　　《双锦衣》中饰演姜琴秋的刘箴俗为易俗社名角，给孙伏园留下深刻印象。孙伏园说：“有旦角大小刘者，大刘曰刘迪民，小刘曰刘箴俗，最受陕西人赞美。易俗社去年全体赴汉演戏，汉人对于小刘尤为倾倒，有东梅西刘之目。张辛南先生尝说：‘你如果要说刘箴俗不好，千万不要对陕西人说。因为陕西人无一不是刘党。’其实刘箴俗演得的确不坏，我与陕西人是同党的。至于以男人而扮女人，我也与夏浮筠、刘静波诸先生一样，始终持反对的态度，但那是根本问题，与刘箴俗无关。刘箴俗三个字，在陕西人的脑筋中，已经与刘镇华三个字差不多大小了，而刘箴俗依然是个好学的学生。这一点我佩服刘箴俗，更佩服易俗社办事诸君。”
　　刘箴俗，1903年生，乳名平儿，陕西户县人。九岁丧母，随父在西安卖羊血维持生活。十岁投考易俗社，因衣衫褴褛，面色菜黄，初未被录取。后幸得孙仁玉伯乐识马，成为易俗社第一期学员，也是易俗社早期演员中杰出的代表。刘箴俗天资聪颖，工小旦，初次登台演出《女娃劝学》《慈云庵》，即深受观众欢迎，被誉为“神童”，尤以《青梅传》誉满长安。景梅九有诗赞曰：窈窕身似女儿柔。只因一曲《青梅传》，到处逢人说噶刘。”1921年易俗社在汉口巡演，刘箴俗演出《青梅传》《三滴血》《蝴蝶杯》《黛玉葬花》《女大王》《若耶溪》等剧目，光彩动人，轰动三镇，时人将其与梅兰芳、欧阳予倩并称为“北梅、南欧、西刘”。浮萍在《易俗社与刘箴俗》一文中赞扬其表演“四绝”：“余观该社所演之曲，纯系陕西秦腔，唯刘箴俗能变化声音，迥然超出众员之外，诚百炼成钢化为绕指柔也。故观者无不赞赏。至于容貌身体，均恰到好处，而做工更不寻常。刘箴俗有此四绝，易俗社之声誉所以日见隆隆也。”（孙）鄂痴评《刘箴俗之〈黛玉葬花〉》云：“其惜花之神情，扫花之态度，葬花之姿势，无一不出神入化。……予初闻人言，箴俗有过人之才，欧、梅之风，是日见，实心许之。将来菊部争辉，梨园杰出，合欧阳予倩、梅兰芳鼎足而三，有厚望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