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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4年11月09日
《长安西望 丝绸之路考古纪事》(连载24)
○ 海未平
  但此前,考古界一直顽固地认为游牧人群没有定居场所,对于游牧人群文化遗存的研究,核心是墓葬,甚至对于已经发现的游牧聚落都视而不见。比如苏联学者在伊犁河流域做塞人、乌孙研究的时候,在考古报告中提到发现了塞人的冬季聚落,但他们解释说,有居住遗址的这些人属于半游牧人群,不算纯粹的游牧人群。而王建新发现,聚落遗址不仅仅是农业定居人群才有,游牧人群也有。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半游牧,也没有所谓的纯游牧,游牧人群的定居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游牧人群的聚落应该纳入考古研究体系内,他将这称为“游牧聚落考古”。这一观点的提出,几乎颠覆了长久以来考古界游牧文化遗存研究的观念和理论。
  王建新后来讲道,还是在巴里坤岳公台的那个午后,他在墓葬遗址不远处发现了游牧聚落的存在,当时他就思量,会不会也有岩画存在呢?因为岩画也是游牧人群非常重要的甚至是特有的文化。果然,岩画就在半山腰的岩壁上。他从而总结出,墓葬、聚落、岩画“三位一体”的存在方式是游牧人群文化遗存最显著的特征,只要找见其中一个,就会在附近找见其他两个。
  这次没有刻意安排的考察,却收获良多,这让王建新整个夏天都处于兴奋之中。
  2001年7月初,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安西博物馆联合组建的考古队开始发掘潘家庄遗址。
  考古队用洛阳铲钻取土样进行分析,发现此处共有四层遗址文化层和自然层堆积。从上至下,第一层为浅黄色粉砂土,里面含有草本植物的根茎和植物腐殖质,明显是自然层堆积。第二层为黄色黏质粉砂土,含有少量植物根系和灰陶器及绳纹瓦残片,明显为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这个发掘点附近1公里左右,曾发现一座汉代小型城遗址和一座汉代砖室墓,安西博物馆对这些遗址进行过清理,对照两边的土层和出土物,考古队判断潘家庄发掘点第二层土样属于汉代堆积。
  当第三层的土样取出来的时候,发掘现场的平静被打破了——第三层为黄色砂土,里面含有小石块和破碎陶片,是人类活动的遗留物。按照常识,这个堆积层的年代应该比第二层要早,也就是说,第三层堆积早于汉代。难道这就是月氏或者乌孙留下的文化遗存?考古队异常兴奋。
  取出来的第四层土样为黄色黏质粉砂土,未发现人工制品遗物,而该层以下已无文化遗物,因而,考古队判断,从该层开始的下部地层均属于自然堆积。
  炎热已经无关紧要,这帮人的干劲比戈壁滩上的灼热还要滚烫。大家加快速度清理地表,确定了要发掘的大致范围,然后开始布置探方。
  考古队一共发掘了4条探沟,不久就清理出了3座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它们基本上都是仰身直肢单人葬。三座墓葬出土随葬品43件,其中陶器10件、石器5件、骨珠饰28枚。
  看了看双耳黑彩泥质红陶罐、石刀、石镞和骨饰品,王建新确认,这是一个以猎耕文化为主的史前定居文化遗存,并非月氏或者乌孙的墓葬。这些彩陶、石器与青海省民和县马厂塬遗址出土的彩陶和石器相似,应该属于“马厂文化”类型,而“马厂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文化晚期类型之一,属于新石器晚期青铜时代前夜的文化遗存,时间大概在公元前2500至公元前2000年,这比大月氏出现在西北地区早了1000年以上。
  但是,马家窑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甘青地区的继承和发展,潘家庄遗址的考古资料印证了华夏文明的曙光很早就照耀至河西走廊西段并远达新疆的事实,这给那些中华文明外来说者敲了敲黑板,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2001年8月初,王建新、刘瑞俊、赵雪野带队再次抵达敦煌西土沟。工作人员分为两组,一组对石结构遗迹进行试掘,另一组对西土沟西岸进行大范围考察,在步行来回4个小时的范围内进行拉网式勘察。一行5人,每两人间隔100米,一字排开,形成一个宽幅达500米的勘察范围,像梳子一样把戈壁滩仔细梳理了一遍。烈日下的5个人,戴着遮阳帽,背着水壶,手持木棍或者铁铲在苍凉的戈壁大漠上,如同5位仗剑天涯的游侠。
  考古队在石结构遗迹群东南沿西土沟西岸的4处地点采集了陶片等标本。石结构遗址共有10座,考古队只发掘了其中一座,采用的是1/2解剖发掘法。这座石结构遗址有石块砌成的地面和外圈墙体,明显是人为筑造之物,但因为没有发现其他人工制品,所以年代和属性无法确定。
  而在西土沟遗址上收集的彩陶片,经分析鉴定,跟安西潘家庄的彩陶一样,属于新石器晚期的“马厂文化”类型。可以肯定,西土沟遗址也并非月氏或者乌孙的文化遗存。
  那么,月氏文化遗存到底在哪里呢?河西走廊西部潘家庄遗址和西土沟遗址的发掘,不但没有找到答案,反倒让这个疑问和谜团更为深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