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部分，穆涛还讲了中国人的人生哲学，讲了“大隐于朝”，还从东方朔的“谈何容易”入手，触摸了一下如何讲“真话”这个很骨感的话题。
　　我这么一梳理，读者可能觉得这是历史笔记，是一个历史学者的历史丛札。你这样认为也不错，因为，穆涛此时，就是一个历史学者。
　　但穆涛首先是散文大家，鲁迅文学奖散文奖的获得者。这本书首先是文学作品，历史只是他的文学题材。他面对这些混沌的历史，如同一个雕刻家面对一块原石：他用他的刻刀，把隐藏在原石中的形体解放出来，与我们赤裸相对，我们看到了藏在混沌中的历史色相。
　　但他又毕竟是在写历史，他非常克制自己的文学冲动。或者他本来就没有作家常有的那种文学冲动，他就是觉得这些历史有意义，这文化有价值，然后就这样不着力不刻意写下来了——他几乎保持了历史的原来样子，他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寄托，他一点都没有用他的文学之笔打扮历史小姑娘。他只是勾勒，把隐藏在纷繁事实中的某些点连成线，然后我们就看见了。文学和史学，不就是让不可见的可见吗？
　　文学家的历史书写，往往功利心太强，自我表达欲太强，所以总是指桑骂槐，心中总是梗着那个槐；穆涛不是，他心中没有梗，眼里没有槐，他只有一个无碍大道。槐不在眼中不在心中，他本来无一物，无爱亦无恨。他不让自己堕入爱恨情仇，尽量保持对历史的零度情感，以呈现客观的历史。
　　历史是花，他是镜子；历史是月，他是渊水。水中月，镜中花，镜子并不迷恋花，渊水并不珍藏月。若谓两者不着，水中又有月，镜中真有花；若谓两者着了，打破止水哪有月，翻过镜子哪有花。这就是穆涛谈历史的那种意境。
　　我还没见过谁写历史像穆涛这样潇散，这样两不相关的。他笔触从容，从容到看不到文字，看不到穆涛。他把苍茫历史中的痕迹或烙印用着重号清晰地标示出来，交由读者判断。事实上他已经判断好了，成竹早已在胸中，但又不妨碍读者进行判断，甚或激发出更多联想和碰撞。这就是文学中的无我之境吧。记得穆涛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以这个故事来说文章的立意。
　　一个人在路上见了一头牛，就牵回家了。主人告状，县令审案。问他为何偷人家的牛。他回答说：路上见一根绳子，就拿回家了，没看见绳子那头有头牛。
　　穆涛的结论是：好文字就如这根绳子，必须牵得出一头牛。我的领悟是：好文字自身不能是牛，只能是绳子。
　　穆涛这本历史笔谈，读者就是这个牵牛回家的人，读者也就捡到一根绳子，但绳子那一头，真是一头牛。
　　如果县令审案，接着问穆涛：你知道你的牛被人牵走了吗？穆涛必答曰：我只是搓了根绳，谁知道竟然是牛绳，谁知道竟能牵出牛。
　　贾平凹先生曾经惊讶于穆涛，说不知他前身有何因缘，此生能得如此从容。一般人以诗咏史，如左思、刘禹锡、杜牧、李商隐，或以文写史，如罗隐、皮日休、陆龟蒙，都是别有怀抱，咏史是面目，咏怀是心肝，里面都有自身的世路伤痛和坎填仇恨，都不免借古讽今，借古人酒杯浇自家块垒，但穆涛是心中无块垒，眼前无障碍。谁能无障碍行走人间？偏穆涛大踏步走来，障碍化为阶梯，块垒成了山水。他心中与此世界本无芥蒂，竟无芥蒂，他是福人。此等世间，我就见这一个福人，让我羡慕嫉妒恨。
　　我跟他说，我是愚公，门前总有一座山，避无可避，移无此力，所以常在愤怒中。而穆涛眼前却一马平川，不是“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就是“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所以他的性情总是如散人春闲，斜倚胡床，看垂天之云。我看他自叙少年时也曾忍饥挨饿，饥寒不免，不知他何时竟成了福人。
　　文章是有福者的事业。如果穆涛从政、经商、务农、从戎，我无法想象他的面目。他其实只能写文章，改文章，编文章，与文字打交道。我们能看到他那一脸福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