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4年03月02日
中国人的大局观 （连载52）
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年那个三公九卿领导集体是英明的，临危决断，秉持大义，选出了一位好皇帝。如果挟私弄权，把一个差劲的推上大位，汉朝的气数也就尽了。
刘恒是大孝子，“二十四孝”里的“为母尝药”，讲的就是他的典故。他即位的当年，朝廷就颁布具体的养老措施：“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九十岁以上老人由地方主官送到家里，不足九十岁者由具体的农政官员送到家里。各郡（省）的主官，亲自督查此项政策的实施。并且明确规定，养老米必须是当年的新米，“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
公元前179年刘恒即皇帝位，即位元年颁布养老法令，第二年诏令全国，减田租一半，由“十五税一”降为“三十税一”。
“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执政第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六月，再诏令全国，全部免除田租。“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其除田之租税。”这项大免税政策，持续了十一年，直至汉文帝去世。十一年免除皇粮，是中国统一的大历史里，由秦朝到清朝，二千多年间仅有的一次。这一时期，人头税也由一百二十钱降为四十钱。
刘恒二十三岁即皇帝位，在位二十三年。他的执政时期里，国家发生灾难，他带头承担责任，多次颁发罪己诏。“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皇帝自己承担罪责，是开明政治。在大幅减免赋税之外，还给国家做了多项“减法”，具体是：
执政元年十二月，废除“一人有罪，并其室家”律令。
二年五月，废除“因言获罪”律令。“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二年十一月，大幅缩减宫廷卫队及皇帝身边工作人员。“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卫将军是宫廷卫队最高长官。太仆是九卿之一，掌管皇帝出行。传置是驿站。减员下来的工作人员以及马匹交驿站，卫兵去戍边。
十二年三月，“除关无用传”。关，指环绕首都长安地区（称关中）的五处关隘（扞关、郧关、函谷关、武关、临晋关）。传，是身份证明。汉初，为了国家“维稳”，进出首都地区的人员、物资实行严格的登记检查制度，在每处关隘设亭障、驻士卒，严防死守。
十二年五月，除肉刑法。
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崩，遗诏颁令全国，简化国丧仪程，颁布多项“不准”，令到三日后，除丧服。不准禁止国丧期间老百姓的嫁娶、祭祀以及食酒肉；不准大量披麻戴孝，头与腰的孝带不准超过三寸；不准用布帛覆盖灵车；不准派羽林军守灵；不准组织百姓到宫殿哭灵。所葬霸陵因山势而建，不准另起坟陵。宫中夫人以下全部遣返归家。“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带无过三寸。无布车及兵器。无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归夫以下至少使。”
中国自秦朝大一统之后，首个“治世”，即是“文景之治”。汉文帝以身作则，亲民爱民这句话，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而是落在实处。特别是给国家“松绑”的政策措施，给百废待兴的汉代初期，夯实了了不起的治国基础。
算缗和告缗
缗，是旧时串铜钱的绳子，由此成了量词，一缗，为一千文。算缗是汉武帝颁行的营业税种，课征对象是工商业者及手工行当，旧称“贾人末作”。末作即末业，农为本，商贾为末。
算缗的征收方式是经营者自行申报财产，“各以其物自占”，依财产纳税。“率缗钱二千而算一”，一算是一百二十文，两千文缴一百二十，税率为百分之六，小业主减半，“率缗钱四千算一”（《汉书·食货志》）。算缗里还有车船税，“轺车”缴纳一算，轺车是以前的豪华私家车，是奢侈品。轺即遥，“四向远望之车也”（《释名》）。“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轺车是公务车，不在征收之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如果隐匿不报，或不据实申报，惩罚是严厉的，“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算缗令是公元前119年颁行的，为确保政令畅通，作为配套措施，公元前118年和公元前114年，两度发布“告缗令”，鼓励百姓检举揭发，“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检举人可获得罚没金一半的奖励。
算缗是中国大历史里农业税之外的首项财产税，为开拓之属。功益处在于不加重农民负担，“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无利业则本业何出”。西汉初年的农业税是十分之一，比较高，文帝先后免了十一年税，降为十五分之一，景帝再大幅降为三十分之一。汉武帝是有作为的皇帝，有作为，就是多做大事情。武帝北征匈奴，南威夷越，又好大喜功，在赏赐上也是大手笔，“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举一个武帝的实例，汉使赴身毒国（印度）出访，中途在昆明国受阻，未遂而返。武帝“乃大修昆明池”，在西安西南郊凿湖四十里，“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造大小战船几百艘，“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武帝外交上稍受挫折，即展现武力雄风。大作为是以国库坚实为前提的，武帝没有增加农业税，而是把手伸进了商人的口袋。
（未完待续）
刘恒是大孝子，“二十四孝”里的“为母尝药”，讲的就是他的典故。他即位的当年，朝廷就颁布具体的养老措施：“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九十岁以上老人由地方主官送到家里，不足九十岁者由具体的农政官员送到家里。各郡（省）的主官，亲自督查此项政策的实施。并且明确规定，养老米必须是当年的新米，“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
公元前179年刘恒即皇帝位，即位元年颁布养老法令，第二年诏令全国，减田租一半，由“十五税一”降为“三十税一”。
“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执政第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六月，再诏令全国，全部免除田租。“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其除田之租税。”这项大免税政策，持续了十一年，直至汉文帝去世。十一年免除皇粮，是中国统一的大历史里，由秦朝到清朝，二千多年间仅有的一次。这一时期，人头税也由一百二十钱降为四十钱。
刘恒二十三岁即皇帝位，在位二十三年。他的执政时期里，国家发生灾难，他带头承担责任，多次颁发罪己诏。“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皇帝自己承担罪责，是开明政治。在大幅减免赋税之外，还给国家做了多项“减法”，具体是：
执政元年十二月，废除“一人有罪，并其室家”律令。
二年五月，废除“因言获罪”律令。“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二年十一月，大幅缩减宫廷卫队及皇帝身边工作人员。“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卫将军是宫廷卫队最高长官。太仆是九卿之一，掌管皇帝出行。传置是驿站。减员下来的工作人员以及马匹交驿站，卫兵去戍边。
十二年三月，“除关无用传”。关，指环绕首都长安地区（称关中）的五处关隘（扞关、郧关、函谷关、武关、临晋关）。传，是身份证明。汉初，为了国家“维稳”，进出首都地区的人员、物资实行严格的登记检查制度，在每处关隘设亭障、驻士卒，严防死守。
十二年五月，除肉刑法。
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崩，遗诏颁令全国，简化国丧仪程，颁布多项“不准”，令到三日后，除丧服。不准禁止国丧期间老百姓的嫁娶、祭祀以及食酒肉；不准大量披麻戴孝，头与腰的孝带不准超过三寸；不准用布帛覆盖灵车；不准派羽林军守灵；不准组织百姓到宫殿哭灵。所葬霸陵因山势而建，不准另起坟陵。宫中夫人以下全部遣返归家。“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带无过三寸。无布车及兵器。无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归夫以下至少使。”
中国自秦朝大一统之后，首个“治世”，即是“文景之治”。汉文帝以身作则，亲民爱民这句话，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而是落在实处。特别是给国家“松绑”的政策措施，给百废待兴的汉代初期，夯实了了不起的治国基础。
算缗和告缗
缗，是旧时串铜钱的绳子，由此成了量词，一缗，为一千文。算缗是汉武帝颁行的营业税种，课征对象是工商业者及手工行当，旧称“贾人末作”。末作即末业，农为本，商贾为末。
算缗的征收方式是经营者自行申报财产，“各以其物自占”，依财产纳税。“率缗钱二千而算一”，一算是一百二十文，两千文缴一百二十，税率为百分之六，小业主减半，“率缗钱四千算一”（《汉书·食货志》）。算缗里还有车船税，“轺车”缴纳一算，轺车是以前的豪华私家车，是奢侈品。轺即遥，“四向远望之车也”（《释名》）。“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轺车是公务车，不在征收之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如果隐匿不报，或不据实申报，惩罚是严厉的，“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算缗令是公元前119年颁行的，为确保政令畅通，作为配套措施，公元前118年和公元前114年，两度发布“告缗令”，鼓励百姓检举揭发，“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检举人可获得罚没金一半的奖励。
算缗是中国大历史里农业税之外的首项财产税，为开拓之属。功益处在于不加重农民负担，“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无利业则本业何出”。西汉初年的农业税是十分之一，比较高，文帝先后免了十一年税，降为十五分之一，景帝再大幅降为三十分之一。汉武帝是有作为的皇帝，有作为，就是多做大事情。武帝北征匈奴，南威夷越，又好大喜功，在赏赐上也是大手笔，“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举一个武帝的实例，汉使赴身毒国（印度）出访，中途在昆明国受阻，未遂而返。武帝“乃大修昆明池”，在西安西南郊凿湖四十里，“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造大小战船几百艘，“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武帝外交上稍受挫折，即展现武力雄风。大作为是以国库坚实为前提的，武帝没有增加农业税，而是把手伸进了商人的口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