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钱大人是个唯上的主儿，上头没人说话，他也不会仗义执言。

　　忽大年气得扭头返回办公室，把房门使劲一摔，满楼道听见咣的一声炸响。他气鼓鼓坐到办公桌前，两腿高跷桌上越想越气，伸手拿起茶盘里的玻璃杯，像听响似的叭的一声，又叭的一声，一个个全摔到了地上，玻璃碴溅得满地都是，有一块碴子还溅到了他的下巴，使劲一揉满手血红。忽然，他又莫名其妙地狂笑起来，笑声一定怪异地冲出了房间，在办公楼里激荡不停，人们都以为他的脑子出现了意外，马上听到走廊里一阵阵急促的嘈杂涌过来……
　　第二天，忽大年坐立不安端直去找省委第一书记了。进了大楼走廊，他隐约看见钱万里夹个包进了书记办公室，便撇开纠缠的秘书想跟进去。噢，这个钱万里肯定有什么背景，简直像坐上了直升机，三年时间就从副市长升到省委领导了，尽管排名第四，但主管组织人事，是个大权在握的主儿。而且忽大年心里明白，他的问题多半是钱大人操持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可这个钱大人是个唯上的主儿，上头没人说话，他也不会仗义执言，所以今天必须给葛茹平把事情讲清楚。
　　可是，那个韩秘书跑过来，拦住他死活不让进，声称领导要下乡调研去。
　　忽大年索性坐到秘书办公室说，那今天我就在这儿等了，等到几点都行，说什么也要见上第一书记。然而，他很快发现这位秘书在撒谎，因为他一直听见书记办公室有人进出，就闭上眼皮，装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儿，横下心要找人讨个说法。可他左等右等不见第一书记露面，后来他尿憋了去厕所放水，站到长长的尿池边，一泡尿犀利地滋向一颗烟头，逗得旁边人说：哎哟，憋坏了。忽大年感觉耳熟，扭头一看竟然是钱万里。
　　真巧了。忽大年随机应变笑着：我在秘书那等你两小时了。
　　是吗？钱万里竟沉下脸来，你等我有事呀？
　　到你办公室说吧？忽大年放弃了烟头，在这儿不好说。
　　我正开会呢。钱万里不容商量，就在这说吧。
　　钱书记呀，忽大年系着裤扣说，长安给省委的报告你见到没？
　　我就知道你会来找。钱万里拧开水龙头，你可能把事情想简单了，你的处分是两方面的问题，即使涵洞事故的性质变了，还有思想右倾的问题。
　　葛书记上次谈话没说我右倾呀。忽大年心里一沉，再说长安厂五个右派，也都甄别摘帽了。
　　你连这个也攀比呀？钱万里板着脸说，你的问题就是有点微妙，你呀只是降职，也没戴帽子，现在摘什么呀？
　　我是没戴帽子。忽大年被自己说糊涂了，可是上级文件为啥不让我看……
　　没让你看也没错，这都是纪律使然。钱万里走了两步回过头，你呀，钻进牛角尖了。
　　那……是不是说，即使事故责任澄清了，也不能恢复我的职务？忽大年不甘心地朝第一书记门口张望，那我不是掉到烂泥塘里了？
　　若是在自己办公室，忽大年肯定会狂叫起来，可他这会儿只把帽子抓到手上绞成了麻花，头上的红疤挣得闪闪发亮。他想说，他的父亲母亲是为革命失踪的，他是为了革命上山打游击的，也为革命消灭了上万蒋匪军，难道就为个小和尚烧了支香，自己就悄没声地变成了内控右倾？忽大年眼瞅着钱万里颠颠地进了办公室，自己转身又回到厕所，站到尿池边冲着那个烟头又一阵狂扫，可是已明显失去了准头。
　　等他悻悻然回到长安家属区，好像完全忘记了跟靳子的冷战，大踏步朝自己家去了。这时已过了晚饭时间，白天的挫折似把他心底的希冀打碎了，懊悔和愤懑混杂着在胸间撕扯起来，看样子这个已经证明错误的处分，自己是要背到棺材里去了。他愣愣地推开了门，端直进厨房揭开已凉透的笼屉，抓了两个馍就着咸菜干，三下五除二吞进肚里，吃完了盯着已经舔净的碗，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靳子说：这个长安咱不待了，咱回部队去，当不上师长，当个团长也行，不受这个窝囊气了！靳子以为他嫌饭凉了，气头上说话，轻蔑地哼了一声，端起簸箕下楼去倒垃圾了。
　　晚上，忽大年突然感觉鼻子热乎乎的，似有液体流进嘴里，一股浓厚的血腥涌上来。他急忙拉开灯，竟是流鼻血了，流得枕头浸红了一大片。他似乎已很久没见过血了，好像一下子回到了那个血脉偾张的岁月，有血才有澎湃的激情啊。他急忙起身把头伸到水龙头下，放开凉水夸张地冲洗了半天，又扯揉了一角报纸塞进鼻孔，才喘着粗气安歇下来。很快靳子被惊醒了，看着他狼狈地仰着头，鼻孔插着一条报纸吊到下巴上，以为是跟她赌气上了火，吓得她慌忙跑过来，摸着丈夫额头嘘寒问暖，可忽大年僵尸般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使得老婆又以为枕边人可能受到了什么蒙蔽，铁了心不想跟她过了。
　　第二天清晨，靳子小心翼翼给丈夫打了洗脸水，把牙膏挤到牙刷上，又把一个馍切成碎块炒了鸡蛋放到桌上，直等他刷了牙，洗了脸，吃了饭，才怯怯地说她送子鱼子鹿去上学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