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召南》《豳风》是《诗经》里的“正经”，是西周之诗。东周之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王室弱，诸侯兴，《诗》亡而史著，“《诗》亡然后《春秋》作”，进入这个节骨眼，不再以诗“言时政”“知兴衰”，史书写作开始兴起。这一时期，诸侯国开始通行著国史，多以《春秋》作史书名称，“吾见百国《春秋》”。其中晋国的史书叫《乘》，楚国的史书叫《梼杌》。孔子在鲁史《春秋》的基础上，又兼容一百二十个诸侯国的史料，修撰而成大《春秋》。修撰《春秋》的同时，编辑出《诗经》，诗与史就是这么衔接而成的。后世通称史为“春秋”，而不称“乘”或“梼杌”，这在于《春秋》笔法的大器，以及孔子卓越的历史判断眼光。
　　古代的中国，没有一部小说或散文能够呈现如此广大区域里人们的精神风貌，只有《诗经》做到了，而且是沿黄河流域，循当时国家精神的主线。《诗经》是文学作品集成，但内核是史心，孔子以史家的出发点编辑而成这部诗集。冷静醒世是《诗经》的核心内存，一个人冷静清醒地活着，不会做糊涂事。一个时代以清醒为基调，则是夯实了大时代的基础。
　　史和诗，被一双巨人之手掌握之后
　　从源头上讲，中国人文化观念中的“诗意”，是接地气的，既有社会观照，也包含着对社会趋势与民心民意的清醒认识力。孔子删定《诗经》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在于西周初年的那个民意调查制度。“诗意”不是空穴来风，不是虚无缥缈的所谓艺术境界，更不是一轮闲月、两壶烧酒。孔子对诗的基本判断，是“不读《诗》，无以言”，不读《诗经》，不知道如何深入地表达自己。
　　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老话，“文史不分家”，指的也不是笔法，而是用心和立意。这样的认知由来已久，但经由孔子之后，才成为一脉相续的传统。
　　《尚书》和《诗经》，是《春秋》的副产品。孔子在修著《春秋》的同时，编辑了这两部书。
　　“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春秋公羊传注疏》中的这个记载，讲了孔子著《春秋》的基本经过。这一段话，有三个要点：第一，孔子以周王室之名修著《春秋》，不是私撰。第二，以鲁国国史为线索，覆盖当时一百二十个诸侯国，不是诸侯国地方史，而是“天下史”。第三，孔子用九个月时间著成《春秋》。
　　孔子以周王室之名，在鲁国国史的基础上修撰《春秋》，以鲁国十二位君主为线索，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计二百四十二年历史。《春秋》包含一百二十个诸侯国的历史，基本涵盖了当时的国家大体，因此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
　　《春秋》以鲁国十二位君主为全书的结构大线索，也是有特别用心的。鲁国是周公的封邑之地，史书称周公为“鲁周公”。鲁国国君均为周公之后，姬姓，是周王室的嫡正血脉。以鲁隐公元年为《春秋》纪事的起点，史家有两种看法：一是孔子掌握的鲁国国史资料即是如此。还有一种是推测，鲁隐公是鲁国第十四任君主，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国之君，是摄政王。《史记·鲁周公世家》对此事是这样记载的：“四十六年（前723年），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鲁惠公在位四十六年，去世时，太子允（鲁桓公）年少，鲁国大臣公议，由长子息摄政。息虽是长子，却是庶出，谥号为“隐”，即含着无国君名分的意思。鲁隐公在位十一年，被大臣所杀。史家据此推测，孔子以鲁隐公元年为《春秋》编年起点，寓意春秋时代之乱的开始。
　　司马迁是这样解读《春秋》的：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春秋》是一部拨乱反正之书。
　　春秋时代，头小身子大。中央权力衰弱，地方势力坐大坐强，纲纪失调，国将不国。孔子于礼崩乐坏之中，思考重建西周的秩序时代。拨乱反正，是《春秋》的宏旨。
　　一部《春秋》之中，三十六位君主被弑，五十二个诸侯国灭亡，其中君不君与臣不臣的症结在哪里?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是怎样走下坡，直至灭亡的?记写“衰人衰世”，是《春秋》的特别用力之处。孔子以史家的透彻眼光，警醒后世与后人，并以此成就了“不知来，视诸往”的中国史书写作原则。
　　“笔则笔，削则削”，是《春秋》笔法的闪光之处。孔子写历史，不粉饰太平，不把历史当化妆品，不做社会美容师。书写国家历史，于颂扬处颂扬，于抨击处抨击。
　　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但孔子不做“意见领袖”，不自我标榜“高人姿态”，“非独刺讥而已也”，而是微言彰显大义，“推三代之德，褒周室”。孔子心心念念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与西周政治的大国之道，并以之为根本原则。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