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4年01月10日
中国人的大局观（连载28）
此后兵荒马乱四处流亡，汉定天下回到老家，起出书简，但多篇已损坏，仅得二十九篇。伏生以此为教材在齐鲁之间授徒设教。汉文帝时，全国通《尚书》者仅伏生一人，但已九十岁高龄，太常（太常是九卿之首，主掌国家意识形态，兼任国家太学主官）奉汉文帝诏命，派晁错就学于伏生。掌故，是汉代史官职位名称，隶属太常。
晁错奉太常之命拜伏生为师，有一点在职研究生的意思。晁错后来成为汉代的文化大人物，他的政见文章《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言兵事疏》,对当时以及后世影响深远。晁错是以“今文尚书”起家的，关于他就学于伏生，以及由此受到汉文帝器重的经过，《汉书·爰盎晁错传》中有具体的记载：晁错，颍川人也。……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孝文时，天下亡治《尚书》者，独闻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汉文帝）乃诏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悦）。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上善之，于是拜错为太子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
晁错学成之后，给汉文帝汇报学习心得而令龙颜大悦，委以重任，给太子做伴读。晁错侍奉的这位太子，即是之后的汉景帝刘启。晁错一步步做起，渐而赢得刘启的信任和尊重，由太子舍人、门大夫，受拜博士学官，再到太子家令。太子舍人是近侍，陪太子读书，相当于秘书。门大夫掌太子府（东宫）事务。太子家令，既掌东宫，同时协调皇帝与太子之间事务。汉景帝即位后，他官至御史大夫，成为三公之一。
以上是“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的来历和经过。
“古文《尚书》”是带着神秘气象出土的。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汉书·艺文志》）
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汉书·景十三王传》）
鲁恭（共）王刘餘,是汉景帝第四子。汉武帝末年，刘餘扩建王府拆毁孔子旧宅，在一阵突如其来的“鼓琴瑟钟磬之音”中，《尚书》《礼记》《论语》《孝经》数十篇书简出土，“皆古字也”,刘餘被“天外之音”吓坏了，立即叫停扩建工程。
这种“小说家言”的笔法，在正史写作中是极少见的，是特例。或实有其事，冥冥之中，天佑圣人和圣迹；或是出于史家对政治人物侵害文化和文物的劝谏之心，以天意和天心震慑荒诞的政治。
孔安国是孔门之后，汉代大儒，《尚书》研究集大成者。早年从学于伏生，门生弟子众多，司马迁即是其中一位。关于孔安国整理“古文尚书”的细节，史载不详，后世学者存疑也多。但他删定《尚书》五十八篇文献这一点是有共识的。
安国为今皇帝（汉武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史记·孔子世家》）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史记·儒林外传》）
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汉书·艺文志》）
所谓“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之争，不在西汉，起于东汉。“汉人治经，有古文、今文二派。伏生时纬书未出，尚无怪诞之言。至东汉时，则今文家多附会纬书者矣”（章太炎《经学略说》）。东汉之后是三国，国家再遭分裂，汉代整理出的文化典籍多有佚失，其中“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全部失传。到东晋时《尚书》从民间再度复出，但其中的“古文《尚书》”被学界疑为伪造。章太炎先生对《尚书》的多舛命运，有一句感叹：“秦之焚书，《尚书》受厄最甚。”
如果把《尚书》比喻为穿越千年的古树，那么导致这棵大树残缺之痛的，是国家动荡分裂和恶劣的政治。这是这棵大树所植根土壤中的杂质，也是我们应该特别警惕并铭记的。
《诗经》，在古代中国是承重的
《诗经》是孔子编选的，在三千多首诗中，删定出三百零五首，旧称“《诗》三百”。这部诗集，在中国古代被奉为“经”。
经是治国宣化之书，从汉武帝时开始，中国历朝尊尚儒学，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然是以儒学治理国家，政府官员，尤其是各级主官就需要懂儒学，并由此创新出台一个国家公务员选拔制度：一个人如果想做官，先要熟读儒学著作，再经过考试，成绩优异者入仕，这就是察举制的由来。西汉的仕考用书是儒家的“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东汉时增加了《论语》和《孝经》,成为“七经”。到了唐代，这个制度进一步周密化，由察举制到科举制，考试用书扩充为“十二经”。《礼记》和《春秋》,在唐代得到特别重视。《礼记》是讲中国人行为做事的规矩的，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治理国家的核心要义，是建立规矩国家。今天讲依法治国，古人讲以规矩治国。让老百姓遵守规矩，官员首先需要懂规矩，并带头守规矩。
（未完待续）
晁错奉太常之命拜伏生为师，有一点在职研究生的意思。晁错后来成为汉代的文化大人物，他的政见文章《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言兵事疏》,对当时以及后世影响深远。晁错是以“今文尚书”起家的，关于他就学于伏生，以及由此受到汉文帝器重的经过，《汉书·爰盎晁错传》中有具体的记载：晁错，颍川人也。……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孝文时，天下亡治《尚书》者，独闻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汉文帝）乃诏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悦）。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上善之，于是拜错为太子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
晁错学成之后，给汉文帝汇报学习心得而令龙颜大悦，委以重任，给太子做伴读。晁错侍奉的这位太子，即是之后的汉景帝刘启。晁错一步步做起，渐而赢得刘启的信任和尊重，由太子舍人、门大夫，受拜博士学官，再到太子家令。太子舍人是近侍，陪太子读书，相当于秘书。门大夫掌太子府（东宫）事务。太子家令，既掌东宫，同时协调皇帝与太子之间事务。汉景帝即位后，他官至御史大夫，成为三公之一。
以上是“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的来历和经过。
“古文《尚书》”是带着神秘气象出土的。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汉书·艺文志》）
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汉书·景十三王传》）
鲁恭（共）王刘餘,是汉景帝第四子。汉武帝末年，刘餘扩建王府拆毁孔子旧宅，在一阵突如其来的“鼓琴瑟钟磬之音”中，《尚书》《礼记》《论语》《孝经》数十篇书简出土，“皆古字也”,刘餘被“天外之音”吓坏了，立即叫停扩建工程。
这种“小说家言”的笔法，在正史写作中是极少见的，是特例。或实有其事，冥冥之中，天佑圣人和圣迹；或是出于史家对政治人物侵害文化和文物的劝谏之心，以天意和天心震慑荒诞的政治。
孔安国是孔门之后，汉代大儒，《尚书》研究集大成者。早年从学于伏生，门生弟子众多，司马迁即是其中一位。关于孔安国整理“古文尚书”的细节，史载不详，后世学者存疑也多。但他删定《尚书》五十八篇文献这一点是有共识的。
安国为今皇帝（汉武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史记·孔子世家》）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史记·儒林外传》）
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汉书·艺文志》）
所谓“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之争，不在西汉，起于东汉。“汉人治经，有古文、今文二派。伏生时纬书未出，尚无怪诞之言。至东汉时，则今文家多附会纬书者矣”（章太炎《经学略说》）。东汉之后是三国，国家再遭分裂，汉代整理出的文化典籍多有佚失，其中“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全部失传。到东晋时《尚书》从民间再度复出，但其中的“古文《尚书》”被学界疑为伪造。章太炎先生对《尚书》的多舛命运，有一句感叹：“秦之焚书，《尚书》受厄最甚。”
如果把《尚书》比喻为穿越千年的古树，那么导致这棵大树残缺之痛的，是国家动荡分裂和恶劣的政治。这是这棵大树所植根土壤中的杂质，也是我们应该特别警惕并铭记的。
《诗经》，在古代中国是承重的
《诗经》是孔子编选的，在三千多首诗中，删定出三百零五首，旧称“《诗》三百”。这部诗集，在中国古代被奉为“经”。
经是治国宣化之书，从汉武帝时开始，中国历朝尊尚儒学，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然是以儒学治理国家，政府官员，尤其是各级主官就需要懂儒学，并由此创新出台一个国家公务员选拔制度：一个人如果想做官，先要熟读儒学著作，再经过考试，成绩优异者入仕，这就是察举制的由来。西汉的仕考用书是儒家的“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东汉时增加了《论语》和《孝经》,成为“七经”。到了唐代，这个制度进一步周密化，由察举制到科举制，考试用书扩充为“十二经”。《礼记》和《春秋》,在唐代得到特别重视。《礼记》是讲中国人行为做事的规矩的，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治理国家的核心要义，是建立规矩国家。今天讲依法治国，古人讲以规矩治国。让老百姓遵守规矩，官员首先需要懂规矩，并带头守规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