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4年01月08日
中国人的大局观（连载27）
一个人是生命，一个国家也是生命，生命是在生长中存活的。大范围杜绝生长，是自取灭亡。
公元前213年，秦朝建立七年后，下达焚书令，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禁书烧书。焚书令具体是这样的：
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
不是记载秦国历史的史书全部烧掉。
不是官方用书，私人收藏的《诗经》《尚书》、诸子百家著作，全部上缴当地政府，集中烧掉。焚书令中，用“天下”这个词，特指所有人，官宦贵族人家也不例外。
私下谈论《诗经》和《尚书》者，斩首示众。
以古非今者，诛灭九族。
普通官员收缴禁书不作为者，与私藏书者同罪论处。
郡县主官接到焚书令三十日不烧者，罚以黥刑，征为劳役。秦朝统一全国之后，各地郡县均修筑城邑。城旦，指白天筑城、晚上护城之人。
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焚禁之列。“五经”中，只有《易经》以“卜筮”之名而幸免。
公元前213年，是中国文化史中最黑暗、最寒冷的一年，中华文明的成果历经毁灭性的劫难。焚烧的重点是历史和思想类著作，全国各地的历史书籍、档案文存、《诗经》和《尚书》,以及诸子百家著作，在遍地火光中化为灰烬。“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绝矣”（《汉书·儒林传》）。“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艺文志》）。秦始皇的焚书之害，还不止于焚书本身，更恶劣之处在于愚民，“以愚黔首”,使国民以藏书读书为罪过。
西汉从公元前206年开始纪元，开国皇帝刘邦性格粗陋，但豁达，尤为难得的是长于纳谏，不搞一言堂。刘邦从公元前202年剿灭项羽后掌控天下，到公元前195年去世，他实际在位七年多。刘邦在位期间，做出了一个惠及中华文明的伟大决策，即颁布征书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文化典籍，并着手修复被秦始皇破坏的文化生态。
西汉研究性整理修复文化典籍的工作，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年。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汉武帝刘彻时期，以《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为治国之书，尊为“五经”,并推出一项官员选拔制度——察举制，熟读“五经”,再经过考试，成绩优异者可以入仕为官。察举制在唐代之后完善为科举制，一直到清朝末年。读书取士制度在中国绵延沿用两千余年。
秦始皇以《诗经》《尚书》为斩首示众之书，汉代以《诗经》《尚书》为治国之书，这是短命时代与大时代的标识性区别。
《尚书》的残缺之痛
《尚书》的再生，是有传奇经历的。
《尚书》是中国古代政府档案文存的精粹集成，是虞、夏、商、周四个朝代政治智慧的结晶。但这样的著作，民间基本不会收藏。公元前213年那一场“秦火”之后，各诸侯国的档案文存，包括《尚书》在内，就荡然无存了。秦始皇的焚书令中，有一项稍稍“宽松”的规定，“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博士官的藏书，是供研究用的，不在焚烧之列。秦代的博士官，是皇帝的文化政策顾问，尽管是闲职，地位还是比较高的。正是焚书令中这一条窄窄的缝隙，使《尚书》得以劫后再生。但再生之后的《尚书》,已是残缺之躯了。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五十八篇）,（今文）经二十九卷。”《尚书》原本一百篇，佚失数十篇。
《尚书》本百篇，伏生壁藏之，乱后求得二十九篇。至鲁恭王坏孔子宅，又得五十八篇，孔安国传之，谓之古文。（章太炎《经学略说》）
章太炎先生这一段话，讲了再生《尚书》的两个来源，都是在齐鲁山东挖掘出的。一是秦代博士官伏生藏在老家墙中的一部书简，战火之后得到二十九篇，称“今文尚书”。再是汉景帝之子，鲁恭（共）王刘餘扩建王府，毁坏孔子旧宅得到四十六卷，汉代大儒孔安国经过检校整理，得五十八篇，称“古文尚书”。
《尚书》是在墙缝中复活的，《史记》和《汉书》均有生动的记载：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史记·儒林列传》）
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汉书·艺文志》）
济南大儒伏生，在秦朝为博士官，当年焚书时，把一部《尚书》书简砌藏在老家的墙壁之中。
（未完待续）
公元前213年，秦朝建立七年后，下达焚书令，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禁书烧书。焚书令具体是这样的：
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
不是记载秦国历史的史书全部烧掉。
不是官方用书，私人收藏的《诗经》《尚书》、诸子百家著作，全部上缴当地政府，集中烧掉。焚书令中，用“天下”这个词，特指所有人，官宦贵族人家也不例外。
私下谈论《诗经》和《尚书》者，斩首示众。
以古非今者，诛灭九族。
普通官员收缴禁书不作为者，与私藏书者同罪论处。
郡县主官接到焚书令三十日不烧者，罚以黥刑，征为劳役。秦朝统一全国之后，各地郡县均修筑城邑。城旦，指白天筑城、晚上护城之人。
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焚禁之列。“五经”中，只有《易经》以“卜筮”之名而幸免。
公元前213年，是中国文化史中最黑暗、最寒冷的一年，中华文明的成果历经毁灭性的劫难。焚烧的重点是历史和思想类著作，全国各地的历史书籍、档案文存、《诗经》和《尚书》,以及诸子百家著作，在遍地火光中化为灰烬。“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绝矣”（《汉书·儒林传》）。“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艺文志》）。秦始皇的焚书之害，还不止于焚书本身，更恶劣之处在于愚民，“以愚黔首”,使国民以藏书读书为罪过。
西汉从公元前206年开始纪元，开国皇帝刘邦性格粗陋，但豁达，尤为难得的是长于纳谏，不搞一言堂。刘邦从公元前202年剿灭项羽后掌控天下，到公元前195年去世，他实际在位七年多。刘邦在位期间，做出了一个惠及中华文明的伟大决策，即颁布征书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文化典籍，并着手修复被秦始皇破坏的文化生态。
西汉研究性整理修复文化典籍的工作，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年。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汉武帝刘彻时期，以《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为治国之书，尊为“五经”,并推出一项官员选拔制度——察举制，熟读“五经”,再经过考试，成绩优异者可以入仕为官。察举制在唐代之后完善为科举制，一直到清朝末年。读书取士制度在中国绵延沿用两千余年。
秦始皇以《诗经》《尚书》为斩首示众之书，汉代以《诗经》《尚书》为治国之书，这是短命时代与大时代的标识性区别。
《尚书》的残缺之痛
《尚书》的再生，是有传奇经历的。
《尚书》是中国古代政府档案文存的精粹集成，是虞、夏、商、周四个朝代政治智慧的结晶。但这样的著作，民间基本不会收藏。公元前213年那一场“秦火”之后，各诸侯国的档案文存，包括《尚书》在内，就荡然无存了。秦始皇的焚书令中，有一项稍稍“宽松”的规定，“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博士官的藏书，是供研究用的，不在焚烧之列。秦代的博士官，是皇帝的文化政策顾问，尽管是闲职，地位还是比较高的。正是焚书令中这一条窄窄的缝隙，使《尚书》得以劫后再生。但再生之后的《尚书》,已是残缺之躯了。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五十八篇）,（今文）经二十九卷。”《尚书》原本一百篇，佚失数十篇。
《尚书》本百篇，伏生壁藏之，乱后求得二十九篇。至鲁恭王坏孔子宅，又得五十八篇，孔安国传之，谓之古文。（章太炎《经学略说》）
章太炎先生这一段话，讲了再生《尚书》的两个来源，都是在齐鲁山东挖掘出的。一是秦代博士官伏生藏在老家墙中的一部书简，战火之后得到二十九篇，称“今文尚书”。再是汉景帝之子，鲁恭（共）王刘餘扩建王府，毁坏孔子旧宅得到四十六卷，汉代大儒孔安国经过检校整理，得五十八篇，称“古文尚书”。
《尚书》是在墙缝中复活的，《史记》和《汉书》均有生动的记载：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史记·儒林列传》）
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汉书·艺文志》）
济南大儒伏生，在秦朝为博士官，当年焚书时，把一部《尚书》书简砌藏在老家的墙壁之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