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4年01月03日
中国人的大局观（连载24）
腹有诗书气自华：关于《诗经》和《尚书》
旧文献里的种子，以及优质土壤
比如有一棵穿越千年的古树，在经年累月的风吹雨打之中，似乎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尽阅人间悲喜与世道炎凉，置身其中而缄默不语，这样的树让人们心生敬畏和敬仰。其实，这棵树所植根的土壤更加重要。正是这一方土壤，为这棵树保障着肥料、养分，还有那种神秘的风水力量。风水这个概念，用今天的词汇表述，差不多就是生态吧。
一粒种子，从萌芽破土，到成活，到长成一棵树，再到穿越千年，需要植根于怎样的生态之中呢?《尚书》和《诗经》就是这样的大树，至今已经穿越三千年。
孔子编辑《尚书》和《诗经》的大致经过
《尚书》和《诗经》,都是经由孔子编辑成典的：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
先君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孔安国《尚书·序》）
《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汉书·艺文志》）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
历史学是从史料开始的。
上述史料，讲的是《尚书》和《诗经》的内容和体例。孔子从三千多首诗里，十中取一，而成三百零五篇《诗经》。《尚书》是史官记录的国家档案文存，上启尧舜，经历夏、商、周，止于秦穆公。孔子在众多文存中，经过去粗取精，文字润色，匠心编辑，“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选出一百篇而成《尚书》。
有两个问题一直是谜团，由此也构成后世学人争议不休的话题：第一，孔子不是史官，也不是文官，在当年只是一位民间学者，他为什么要编辑这两部书?第二，孔子身在鲁国又逢乱世，他是怎么拿到这么多“官方资料”的?
这得先从孔子的生活背景说起。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他去世三年后，春秋时代结束。春秋和战国，是中国大历史中国家分裂最久、战争灾难连绵不绝的时期，长达五百五十年。这一阶段，按国家体制属于东周，但由于国家大分裂，社会形态沦落不堪，国之不为国，后世以《春秋》和《战国策》两部史书的名称给予历史定位。
我们今天界定春秋与战国的时间序次，沿用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中的政治判断：公元前770年，首都地区发生大规模动乱，周平王由西安迁都洛阳。从这一年起西周谢幕，东周开启，到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行世二百九十五年。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为战国时期，行世二百五十五年。把公元前475年作为战国时代的起始年，是根据中国古代史官界定历史节点的惯例，如果没有标志性的大事件发生，在临近的时间范围内，以新君主登基就位之年为临界点，公元前475年是周元王继位元年。
司马迁裁定历史阶段，是以政治眼光为基准的。
把五百五十年分割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不是一场赛事的上半场和下半场，也不仅仅因为战事升级，而是国家分裂程度加剧。确定春秋与战国之间的分水岭，是以诸侯列国对待周天子的态度为区分标志。春秋时期，周王室权力开始衰微，诸侯国渐而坐大坐强，各自为政，犹如一条大河，众多支流漫过了主流。周天子基本就是一个摆设，但在表面上还算国家君主。进入战国时期之后，周天子彻底丧失对国家的权力管控，连名誉君主都不是了。诸侯列国把周天子一脚踢开，各自举旗独立，彼此之间由明争暗斗，升级为大举杀伐，偌大之中国成为硝烟连天的厮杀战场。
在国家处于大分裂的峡谷地带，孔子以国家全局的眼光，抢救性编订《尚书》和《诗经》,其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都是巨大的。
这两部书如悬索桥，在半空之中贯通了断裂的泱泱数百年。
在孔子的时代，以及之前，“诗”和“书”都是作为官方读物存在的。
《诗经》中的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民意调查的产物。在西周时期，大抵从周成王时候开始，当时的政府设立了一项民调制度，称“采诗”,在下属的诸侯国设置采诗官，类似于作家协会或文联这样的机构，将采集到的反映民间动态的诗作，经过专业人士加工整理，再配上音乐奏唱给周天子，这是中国的诗称为“诗歌”的源头。因为是民意调查，目的是洞察民心与民怨的真实动态，规定以采集“怨刺诗”为主，这样我们就理解了《诗经》中为什么有相当数量劝诫乃至批评政府的作品存在。“采诗”这项制度，在交通、信息传播非常落后的状态下，是倾听民意最适宜的方法，是一种制度创新。
（未完待续）
旧文献里的种子，以及优质土壤
比如有一棵穿越千年的古树，在经年累月的风吹雨打之中，似乎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尽阅人间悲喜与世道炎凉，置身其中而缄默不语，这样的树让人们心生敬畏和敬仰。其实，这棵树所植根的土壤更加重要。正是这一方土壤，为这棵树保障着肥料、养分，还有那种神秘的风水力量。风水这个概念，用今天的词汇表述，差不多就是生态吧。
一粒种子，从萌芽破土，到成活，到长成一棵树，再到穿越千年，需要植根于怎样的生态之中呢?《尚书》和《诗经》就是这样的大树，至今已经穿越三千年。
孔子编辑《尚书》和《诗经》的大致经过
《尚书》和《诗经》,都是经由孔子编辑成典的：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
先君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孔安国《尚书·序》）
《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汉书·艺文志》）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
历史学是从史料开始的。
上述史料，讲的是《尚书》和《诗经》的内容和体例。孔子从三千多首诗里，十中取一，而成三百零五篇《诗经》。《尚书》是史官记录的国家档案文存，上启尧舜，经历夏、商、周，止于秦穆公。孔子在众多文存中，经过去粗取精，文字润色，匠心编辑，“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选出一百篇而成《尚书》。
有两个问题一直是谜团，由此也构成后世学人争议不休的话题：第一，孔子不是史官，也不是文官，在当年只是一位民间学者，他为什么要编辑这两部书?第二，孔子身在鲁国又逢乱世，他是怎么拿到这么多“官方资料”的?
这得先从孔子的生活背景说起。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他去世三年后，春秋时代结束。春秋和战国，是中国大历史中国家分裂最久、战争灾难连绵不绝的时期，长达五百五十年。这一阶段，按国家体制属于东周，但由于国家大分裂，社会形态沦落不堪，国之不为国，后世以《春秋》和《战国策》两部史书的名称给予历史定位。
我们今天界定春秋与战国的时间序次，沿用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中的政治判断：公元前770年，首都地区发生大规模动乱，周平王由西安迁都洛阳。从这一年起西周谢幕，东周开启，到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行世二百九十五年。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为战国时期，行世二百五十五年。把公元前475年作为战国时代的起始年，是根据中国古代史官界定历史节点的惯例，如果没有标志性的大事件发生，在临近的时间范围内，以新君主登基就位之年为临界点，公元前475年是周元王继位元年。
司马迁裁定历史阶段，是以政治眼光为基准的。
把五百五十年分割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不是一场赛事的上半场和下半场，也不仅仅因为战事升级，而是国家分裂程度加剧。确定春秋与战国之间的分水岭，是以诸侯列国对待周天子的态度为区分标志。春秋时期，周王室权力开始衰微，诸侯国渐而坐大坐强，各自为政，犹如一条大河，众多支流漫过了主流。周天子基本就是一个摆设，但在表面上还算国家君主。进入战国时期之后，周天子彻底丧失对国家的权力管控，连名誉君主都不是了。诸侯列国把周天子一脚踢开，各自举旗独立，彼此之间由明争暗斗，升级为大举杀伐，偌大之中国成为硝烟连天的厮杀战场。
在国家处于大分裂的峡谷地带，孔子以国家全局的眼光，抢救性编订《尚书》和《诗经》,其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都是巨大的。
这两部书如悬索桥，在半空之中贯通了断裂的泱泱数百年。
在孔子的时代，以及之前，“诗”和“书”都是作为官方读物存在的。
《诗经》中的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民意调查的产物。在西周时期，大抵从周成王时候开始，当时的政府设立了一项民调制度，称“采诗”,在下属的诸侯国设置采诗官，类似于作家协会或文联这样的机构，将采集到的反映民间动态的诗作，经过专业人士加工整理，再配上音乐奏唱给周天子，这是中国的诗称为“诗歌”的源头。因为是民意调查，目的是洞察民心与民怨的真实动态，规定以采集“怨刺诗”为主，这样我们就理解了《诗经》中为什么有相当数量劝诫乃至批评政府的作品存在。“采诗”这项制度，在交通、信息传播非常落后的状态下，是倾听民意最适宜的方法，是一种制度创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