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3年12月30日
中国人的大局观（连载23）
作家的经历是其世界观的基础，罗贯中虽不是大开大合，但也是栉风沐雨，悲欣交集，尤其晚年，因为参加过与朱元璋的多次战争，他是需要避世的。因此他看世事、看人生，比一般作家多几分跌宕与冷眼。
《三国演义》第一回开篇即写，“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是必然，分也是必然。这种醒世的认识，有世态炎凉之苦，也透着颓然超脱之涩。书中写战事与战争，场面波澜壮阔，写人物的人生际遇与无常，入木三分。类似的情景，他见过，也经历过。罗贯中的文学笔法老到，视角如多棱镜一样，折射出的东西都是立体的。写忠义，濒临着伪；写信，濒临着失信；写真，濒临着失真。世事险恶与人心不测，是这部小说的底色。罗贯中是古往今来写尔虞我诈的翘楚，无人可以匹敌。权变与机心，不变与应变，预防与攻防，在他的笔端活灵活现，如入实境。《三国演义》这部书是丰富多端的，有文学笔法之美，但不宜深读，领略多了会生出不敢向善之心。
在罗贯中的笔下，三国是人才辈出的时代，但有一些残酷的历史真实被遮蔽了。这一时期，国家分裂，政治动荡失序，人祸与天灾不断，民生极度凋敝，人口由五千六百多万骤减至三千七百万（具体人口数字依据葛剑雄先生《中国人口史》）。《三国演义》由东汉建宁二年（169年）写起，到司马炎建立西晋（266年）止笔，覆盖九十七年间的历史。此间包含两个历史档期，从公元169年到220年，属东汉一朝。公元220年，曹操去世，曹丕继位，废汉献帝刘协，“皇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221年，“刘备称帝于蜀，孙权亦自王于吴，于是天下遂三分矣”（《后汉书·孝献帝纪》）。从公元220年到265年，即是三足鼎立的三国，存世仅四十五年。
公元169年到220年，是《三国演义》的书写重心，这一时期的历史真实有哪些被遮蔽了呢?
首先是公元166年到168年的“党锢之祸”。
“党人”是当年的知识精英，“党锢之祸”指的是对“党人”进行杀戮和迫害的文化惨案。中国政治史中，自西汉创立学而优则仕的官员选拔制度，以读书取士，称“察举制”（隋唐之后完善为科举制）。到东汉逐渐形成士阶层，与外戚、宦官构成官场中的三方势力。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相互角逐权力，士阶层站队在外戚一边，宦官赢得主动之后，于公元166年对士阶层大开杀戒。到公元168年，仅三年间，遭杀戮、迫害、流放的“党人”及家眷有数十万之众。“党锢之祸”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标识性转折点，自此之后，文化开始与政治疏离，心生戒备。用通俗的话讲，文化人开始给自己留一手，在进取的同时，也给自己留好退路。东晋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唐代田园诗的归隐意识，都是具体的文学呈现。
《三国演义》第一回中，仅用一句话，将这桩文化惨案简笔带过，“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
再是大瘟疫。三国时期国家人口骤减的原因：一是无休止的战争，五十年间大小战事有数百场之多，士兵及平民百姓大量伤亡。二是瘟疫，《后汉书·五行志》中记载，公元169年至220年之间，发生过五次大规模的瘟疫：灵帝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中平二年（185年）正月，大疫；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大疫。
公元217年的大瘟疫，尤其惨烈，死亡人口在数百万之巨。
曹操、曹植、张仲景均有文字记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嵩里行》）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
“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建安二十二年，即公元217年。这场瘟疫致使“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不仅平民百姓，连富贵人家和名门望族也无力幸免。张仲景家族二百余口，十年之间，疫亡三分之二。这一时期名闻青史的文学人物“建安七子”，有五位丧生于这场瘟疫，具体是王粲、应玚、刘桢、徐幹、陈琳。另外两位孔融和阮瑀，在此之前已去世。
三是连年战乱，民生极度凋敝。摘录《后汉书·孝献帝纪》中的记载，可见其悲惨程度，甚至人相食的事时有发生。
“（兴平元年七月，公元194年）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三辅是京城周围地区。京畿之地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是时（建安元年八月，公元196年），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郡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野生庄稼），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朝廷官员落魄到这种地步，平民百姓的生活亦可想而知。“是岁（建安二年，公元197年）饥，江淮间民相食。”
人心在恶劣环境下是怎么裂变的呢?
比如一粒种子，在萌芽破土的时候，迎头遭遇了压在地表的石头，幼苗也是顽强的，它会沿着石缝蜿蜒扭曲着向上生长。
（未完待续）
《三国演义》第一回开篇即写，“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是必然，分也是必然。这种醒世的认识，有世态炎凉之苦，也透着颓然超脱之涩。书中写战事与战争，场面波澜壮阔，写人物的人生际遇与无常，入木三分。类似的情景，他见过，也经历过。罗贯中的文学笔法老到，视角如多棱镜一样，折射出的东西都是立体的。写忠义，濒临着伪；写信，濒临着失信；写真，濒临着失真。世事险恶与人心不测，是这部小说的底色。罗贯中是古往今来写尔虞我诈的翘楚，无人可以匹敌。权变与机心，不变与应变，预防与攻防，在他的笔端活灵活现，如入实境。《三国演义》这部书是丰富多端的，有文学笔法之美，但不宜深读，领略多了会生出不敢向善之心。
在罗贯中的笔下，三国是人才辈出的时代，但有一些残酷的历史真实被遮蔽了。这一时期，国家分裂，政治动荡失序，人祸与天灾不断，民生极度凋敝，人口由五千六百多万骤减至三千七百万（具体人口数字依据葛剑雄先生《中国人口史》）。《三国演义》由东汉建宁二年（169年）写起，到司马炎建立西晋（266年）止笔，覆盖九十七年间的历史。此间包含两个历史档期，从公元169年到220年，属东汉一朝。公元220年，曹操去世，曹丕继位，废汉献帝刘协，“皇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221年，“刘备称帝于蜀，孙权亦自王于吴，于是天下遂三分矣”（《后汉书·孝献帝纪》）。从公元220年到265年，即是三足鼎立的三国，存世仅四十五年。
公元169年到220年，是《三国演义》的书写重心，这一时期的历史真实有哪些被遮蔽了呢?
首先是公元166年到168年的“党锢之祸”。
“党人”是当年的知识精英，“党锢之祸”指的是对“党人”进行杀戮和迫害的文化惨案。中国政治史中，自西汉创立学而优则仕的官员选拔制度，以读书取士，称“察举制”（隋唐之后完善为科举制）。到东汉逐渐形成士阶层，与外戚、宦官构成官场中的三方势力。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相互角逐权力，士阶层站队在外戚一边，宦官赢得主动之后，于公元166年对士阶层大开杀戒。到公元168年，仅三年间，遭杀戮、迫害、流放的“党人”及家眷有数十万之众。“党锢之祸”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标识性转折点，自此之后，文化开始与政治疏离，心生戒备。用通俗的话讲，文化人开始给自己留一手，在进取的同时，也给自己留好退路。东晋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唐代田园诗的归隐意识，都是具体的文学呈现。
《三国演义》第一回中，仅用一句话，将这桩文化惨案简笔带过，“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
再是大瘟疫。三国时期国家人口骤减的原因：一是无休止的战争，五十年间大小战事有数百场之多，士兵及平民百姓大量伤亡。二是瘟疫，《后汉书·五行志》中记载，公元169年至220年之间，发生过五次大规模的瘟疫：灵帝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中平二年（185年）正月，大疫；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大疫。
公元217年的大瘟疫，尤其惨烈，死亡人口在数百万之巨。
曹操、曹植、张仲景均有文字记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嵩里行》）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
“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建安二十二年，即公元217年。这场瘟疫致使“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不仅平民百姓，连富贵人家和名门望族也无力幸免。张仲景家族二百余口，十年之间，疫亡三分之二。这一时期名闻青史的文学人物“建安七子”，有五位丧生于这场瘟疫，具体是王粲、应玚、刘桢、徐幹、陈琳。另外两位孔融和阮瑀，在此之前已去世。
三是连年战乱，民生极度凋敝。摘录《后汉书·孝献帝纪》中的记载，可见其悲惨程度，甚至人相食的事时有发生。
“（兴平元年七月，公元194年）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三辅是京城周围地区。京畿之地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是时（建安元年八月，公元196年），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郡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野生庄稼），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朝廷官员落魄到这种地步，平民百姓的生活亦可想而知。“是岁（建安二年，公元197年）饥，江淮间民相食。”
人心在恶劣环境下是怎么裂变的呢?
比如一粒种子，在萌芽破土的时候，迎头遭遇了压在地表的石头，幼苗也是顽强的，它会沿着石缝蜿蜒扭曲着向上生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