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3年12月29日
中国人的大局观（连载22）
司马迁因循《春秋》,《春秋》止笔于公元前481年，三年后，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又三年，是周元王元年。中国古代的史家界定时代的起始有一个惯例，以国家君主的立与废为宗，因此，司马迁把周元王继位元年（前475）定为战国起始之年。
我们一直津津乐道并推崇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灿烂，但众多思想者并没有照亮并导引那个时代，反而加重了“小国政治”的重重泥泞。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警惕。
病态的社会土壤中生长出的思想可能更具尖锐性，但如果不具备长远的导航能力，只是图谋一时一地的生存，则必定是短视的。孔子的伟大之处是着眼于社会形态的礼崩乐坏——对大国秩序感丧失的忧心忡忡。但他的思想，对正处于撕裂之中的时代是软弱无力的。孔子是时代之痛的揭示者，而不是改变者。
我在旧作《没有底线的时代，笨人是怎么守拙的》中有过记述：春秋和战国，是天下无主、达人料理国家的时代。达人，是社会精英，是文化翘楚。诸侯国君们是董事长，聘任达人出任CEO,达人们不仅是思想智库，还是执行官，由后台走上前台，像运营企业那样各自治理国家。儒家、墨家、法家、黄老家、兵家、刑名家、阴阳五行家以及黑恶势力、车匪路霸，各彰其长，同场角逐，中国思想史中最璀璨的时代来临了，但思想者闪烁的光辉并没有照亮那个时代。思想者们为自己的思想寻找落脚点，或叫试验田。悲剧式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他周游列国，走了九个诸侯国，到处碰壁。儒家奉行以规则治国，礼仪天下，寻求放长线钓大鱼，但这在当年是行不通的。公元前479年孔子辞世，三年后，春秋时代结束，战国时代开启，速效政治与趋利主义的特征更加突出，诸侯国君与达人们双向选择，达人们是教练员，也是运动员，但没有裁判，没有共守的法则，一切以胜负输赢为前提。如果思想者之间的理性碰撞，固化为你死我活的政治丛林，究其本质，这样的文化生态是反文明的。诸侯列国在这样的生态中尔虞我诈，相互兼并，由三十四个（《战国策》记载）诸侯国重组为七个，即战国七雄。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暴秦”模式吞并六国，一统天下。但仅仅过了十五年，公元前206年，秦朝这座大厦轰然倒塌。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超级帝国，仅存世十五年的时间，在世界史中也是只此一例。
秦始皇灭亡六国，实现了国家统一，但他治理国家的思维方式仍是“小国政治”式的，急功近利，为所欲为。经历数百年战乱之苦的国家千疮百孔，国疲民乏，巨大的伤病之躯，被他拖着加速度奔跑，才导致大秦王朝猝死的结局。
大国建设是以大国思维为基础和前提的，国家之大，不仅在规模和版图，更重要的在于意识形态要“蹈大方”。
“三丈之木”的故事，是秦国思维模式的典型例子。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也就是今天说的改革。在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做了一次旨在“取信于民”的实验。在一个大型农贸市场的南门，竖立一根三丈高的粗大原木，一旁贴出募民告示：谁将此木搬到市场北门，奖励十金。十金在当时是巨款，但老百姓以为是政府设置的套路，无人响应。随后又将奖金提升到五十金。有一个人豁出去了，碰碰运气，把原木搬到了北门，他果真得到了五十金。
用这种不靠谱的方式构建诚信政府，是速效政治丧失民心的根本症结所在。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史记·商君列传》）
十二
《三国演义》是写国家分裂的书，具体写分裂之后，意识形态和人心是如何裂变的。
李宗吾讲《三国演义》是厚黑的鼻祖。提到“偶阅《三国志》”,事实上应是《三国演义》,《三国志》是史书，其中曹操、诸葛亮、刘备以及孙权的形象也不是野史中描写的模样。
吾自读书识字以来，见古之享大名膺厚实者，心窃异之。欲究其致此之由，渺不可得。求之六经群史，茫然也；求之诸子百家，茫然也；以为古人必有不传之秘，特吾人赋性愚鲁，莫之能识耳。穷索冥搜，忘寝与食，如是者有年。偶阅《三国志》,而始恍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外面厚心黑而已!
三国英雄，曹操其首也，曹逼天子，弑皇后，粮罄而杀主者，昼寝而杀幸姬，他如吕伯奢、孔融、杨修、董承、伏完辈，无不一一屠戮，宁我负人，无人负我，其心之黑亦云至矣。次于操者为刘备，备依曹操、依吕布、依袁绍、依刘表、依孙权，东窜西走，寄人篱下，恬不知耻，而稗史所记生平善哭之状，尚不计焉，其面之厚亦云至矣。又次则为孙权，权杀关羽，其心黑矣，而旋即讲和，权臣曹丕，其面厚矣，而旋即与绝，则犹有未尽黑未尽厚者在也。
总而言之，曹之心至黑，备之面至厚，权之面与心不厚不黑，亦厚亦黑。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作者罗贯中，生于元末乱世，山西人，丝绸富商人家出身，自小打下扎实的读书功底，后来又有投身反元义军做军机参谋的经历。反元义军领袖叫张士诚，盐贩出身，先反元，后又降元，再之后与朱元璋的军队苦战，兵败之后自缢。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罗贯中隐身杭州，以写作度日。
（未完待续）
我们一直津津乐道并推崇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灿烂，但众多思想者并没有照亮并导引那个时代，反而加重了“小国政治”的重重泥泞。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警惕。
病态的社会土壤中生长出的思想可能更具尖锐性，但如果不具备长远的导航能力，只是图谋一时一地的生存，则必定是短视的。孔子的伟大之处是着眼于社会形态的礼崩乐坏——对大国秩序感丧失的忧心忡忡。但他的思想，对正处于撕裂之中的时代是软弱无力的。孔子是时代之痛的揭示者，而不是改变者。
我在旧作《没有底线的时代，笨人是怎么守拙的》中有过记述：春秋和战国，是天下无主、达人料理国家的时代。达人，是社会精英，是文化翘楚。诸侯国君们是董事长，聘任达人出任CEO,达人们不仅是思想智库，还是执行官，由后台走上前台，像运营企业那样各自治理国家。儒家、墨家、法家、黄老家、兵家、刑名家、阴阳五行家以及黑恶势力、车匪路霸，各彰其长，同场角逐，中国思想史中最璀璨的时代来临了，但思想者闪烁的光辉并没有照亮那个时代。思想者们为自己的思想寻找落脚点，或叫试验田。悲剧式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他周游列国，走了九个诸侯国，到处碰壁。儒家奉行以规则治国，礼仪天下，寻求放长线钓大鱼，但这在当年是行不通的。公元前479年孔子辞世，三年后，春秋时代结束，战国时代开启，速效政治与趋利主义的特征更加突出，诸侯国君与达人们双向选择，达人们是教练员，也是运动员，但没有裁判，没有共守的法则，一切以胜负输赢为前提。如果思想者之间的理性碰撞，固化为你死我活的政治丛林，究其本质，这样的文化生态是反文明的。诸侯列国在这样的生态中尔虞我诈，相互兼并，由三十四个（《战国策》记载）诸侯国重组为七个，即战国七雄。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暴秦”模式吞并六国，一统天下。但仅仅过了十五年，公元前206年，秦朝这座大厦轰然倒塌。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超级帝国，仅存世十五年的时间，在世界史中也是只此一例。
秦始皇灭亡六国，实现了国家统一，但他治理国家的思维方式仍是“小国政治”式的，急功近利，为所欲为。经历数百年战乱之苦的国家千疮百孔，国疲民乏，巨大的伤病之躯，被他拖着加速度奔跑，才导致大秦王朝猝死的结局。
大国建设是以大国思维为基础和前提的，国家之大，不仅在规模和版图，更重要的在于意识形态要“蹈大方”。
“三丈之木”的故事，是秦国思维模式的典型例子。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也就是今天说的改革。在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做了一次旨在“取信于民”的实验。在一个大型农贸市场的南门，竖立一根三丈高的粗大原木，一旁贴出募民告示：谁将此木搬到市场北门，奖励十金。十金在当时是巨款，但老百姓以为是政府设置的套路，无人响应。随后又将奖金提升到五十金。有一个人豁出去了，碰碰运气，把原木搬到了北门，他果真得到了五十金。
用这种不靠谱的方式构建诚信政府，是速效政治丧失民心的根本症结所在。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史记·商君列传》）
十二
《三国演义》是写国家分裂的书，具体写分裂之后，意识形态和人心是如何裂变的。
李宗吾讲《三国演义》是厚黑的鼻祖。提到“偶阅《三国志》”,事实上应是《三国演义》,《三国志》是史书，其中曹操、诸葛亮、刘备以及孙权的形象也不是野史中描写的模样。
吾自读书识字以来，见古之享大名膺厚实者，心窃异之。欲究其致此之由，渺不可得。求之六经群史，茫然也；求之诸子百家，茫然也；以为古人必有不传之秘，特吾人赋性愚鲁，莫之能识耳。穷索冥搜，忘寝与食，如是者有年。偶阅《三国志》,而始恍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外面厚心黑而已!
三国英雄，曹操其首也，曹逼天子，弑皇后，粮罄而杀主者，昼寝而杀幸姬，他如吕伯奢、孔融、杨修、董承、伏完辈，无不一一屠戮，宁我负人，无人负我，其心之黑亦云至矣。次于操者为刘备，备依曹操、依吕布、依袁绍、依刘表、依孙权，东窜西走，寄人篱下，恬不知耻，而稗史所记生平善哭之状，尚不计焉，其面之厚亦云至矣。又次则为孙权，权杀关羽，其心黑矣，而旋即讲和，权臣曹丕，其面厚矣，而旋即与绝，则犹有未尽黑未尽厚者在也。
总而言之，曹之心至黑，备之面至厚，权之面与心不厚不黑，亦厚亦黑。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作者罗贯中，生于元末乱世，山西人，丝绸富商人家出身，自小打下扎实的读书功底，后来又有投身反元义军做军机参谋的经历。反元义军领袖叫张士诚，盐贩出身，先反元，后又降元，再之后与朱元璋的军队苦战，兵败之后自缢。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罗贯中隐身杭州，以写作度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