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3年12月27日
中国人的大局观（连载21）
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
在司马迁的眼中，《春秋》是一部给中国史书写作树立标准的大作品。
第一，《春秋》上明三王之道（此处指夏、商、周三代开国之君，夏禹、商汤、周文王及周武王）,下辨人伦纲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亲善憎恶，崇尚贤良，抑止不肖，使亡国存，绝学继，补弊起废，彰著王道。
第二，《春秋》是拨乱反正之书。
第三，《春秋》数万言（近两万言）,要点数千，世道兴衰之理尽在其中。《春秋》一书中，记述臣弑君事件三十六宗，亡国五十二个，诸侯四处奔走，仍不保国的不可胜数。洞察其中失德失势的教训，尽在丧本。臣弑君，子弑父，这样的恶果，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变，均有其渐变之因。
第四，一国之君不可不知《春秋》,否则，明不辨谗人佞臣，暗不见窃国之贼。大臣不可不知《春秋》,否则，处置常规国务不得其法，遭遇突变不谙应变之策。为人君父不通《春秋》之义，必蒙首恶之名。国家之重臣不通《春秋》,必陷篡弑之罪而遭诛。
第五，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种有悖伦常之事发生，在于礼义之丧。君失君道则臣子犯上，臣失臣职则有杀身之险，父无德，子不孝，此四者，为天下大恶。《春秋》以此为标准评判历史人物。
第六，《春秋》是关乎礼义的典范作品，“礼义之大宗也”,礼的功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功用是除恶于已然。法之止恶可以显见，但礼义防患于未然则难察，这是《春秋》的卓然远见之处。
第七，《春秋》并不是以抨击为主，“非独刺讥而已也”,其功在于为世人衡定标准，扬善贬恶。
第八，孔子著《春秋》,确定了史书写作的基本规则，“笔则笔，削则削”,撰写国家历史，于赞颂处则赞颂，于抨击处则抨击。
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幾对《春秋》有些微辞，指其叙事粗枝大叶，细节疏失，“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史通》）。但对《春秋》于中国史书写作的开山贡献，则极尽尊仰之敬意：“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史通·六家》）
孔子著《春秋》,考据西周礼仪制度，遵循鲁国国史基本脉络，据史实，守人事，述衰败以示贬罚，立兴盛以树功德。以日、月、岁、时，推衍天地运行规律，以朝觐天子框定国家礼义规则。语气婉约，不露锋芒，用意含蓄，绵里藏针。《春秋》以不容更改的言论，为后世确立了史书写作规范，所以历经千年，仍彰著于世。
中国的国家历史，为什么以“春秋”命名，刘知幾是这样诠释的：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史通·六家》）
考据儒家研究《春秋》的写作体例，叙事具体到日，以事系日，以日及月，春以包夏，秋以兼冬，一年四时，循而成序，因此以《春秋》命名。
十一
守拙，是我们中国人的防身术。
三四岁的小孩子，家长是进行阳光教育的。湛蓝的天空，笑呵呵的太阳，皎洁的月亮，爱眨眼的星星，爱和温暖贯穿一切。 但岁齿稍长，话锋就变了，有阴沉的云雾袭来，“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再稍长，云层渐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群居防口，独坐防心”“枪打出头鸟”,乃至还有种“厚黑学”款式的箴言，“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虎豹不堪骑，人心隔肚皮。休将心腹事，说与结交知”。
“大智若愚”被置顶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国人究竟经历过什么样的磨难，才会构筑出如此橡胶坝般的内心防线?
一切文明的形成都有各自独具的历史，其成因由多种元素汇聚而得。有些成因可以堂而皇之地娓娓道来，但有些则讳莫如深，苦不堪言。我们文化性格中的“守拙”意识，就是不可堪言之一种。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大分裂，长达五百五十年。诸侯国群龙无首，彼此之间使坏斗狠，尔虞我诈，世态万般炎凉，民心碎了满地。
春秋二百九十五年，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这一时期，周天子只是面子上的君主，实际上已经失去对国家权力的掌控。诸侯国之间丛林政治风行，强凌弱，大吞小。西周时期究竟分封了多少个诸侯国家不可考，但最初是“八百诸侯不期而遇”,到春秋末期，孔子《春秋》中只记载一百二十个，其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三十六个大臣弑君篡位，五十二个诸侯亡其国。
战国二百五十五年，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诸侯国割据杀伐，硝烟遍野，国家被完全撕裂，中华大地成了角斗场，不停歇地上演兼并与重组的大戏。《战国策》一书中，有记载的诸侯国是三十四个，到末期浓缩为“战国七雄”,最后由秦始皇以“暴秦”的方式灭亡六国，天下重新归为一统。
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史学界有多种说法，但基本上采信司马迁《史记》中的观点：“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史记·六国年表》） （未完待续）
在司马迁的眼中，《春秋》是一部给中国史书写作树立标准的大作品。
第一，《春秋》上明三王之道（此处指夏、商、周三代开国之君，夏禹、商汤、周文王及周武王）,下辨人伦纲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亲善憎恶，崇尚贤良，抑止不肖，使亡国存，绝学继，补弊起废，彰著王道。
第二，《春秋》是拨乱反正之书。
第三，《春秋》数万言（近两万言）,要点数千，世道兴衰之理尽在其中。《春秋》一书中，记述臣弑君事件三十六宗，亡国五十二个，诸侯四处奔走，仍不保国的不可胜数。洞察其中失德失势的教训，尽在丧本。臣弑君，子弑父，这样的恶果，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变，均有其渐变之因。
第四，一国之君不可不知《春秋》,否则，明不辨谗人佞臣，暗不见窃国之贼。大臣不可不知《春秋》,否则，处置常规国务不得其法，遭遇突变不谙应变之策。为人君父不通《春秋》之义，必蒙首恶之名。国家之重臣不通《春秋》,必陷篡弑之罪而遭诛。
第五，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种有悖伦常之事发生，在于礼义之丧。君失君道则臣子犯上，臣失臣职则有杀身之险，父无德，子不孝，此四者，为天下大恶。《春秋》以此为标准评判历史人物。
第六，《春秋》是关乎礼义的典范作品，“礼义之大宗也”,礼的功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功用是除恶于已然。法之止恶可以显见，但礼义防患于未然则难察，这是《春秋》的卓然远见之处。
第七，《春秋》并不是以抨击为主，“非独刺讥而已也”,其功在于为世人衡定标准，扬善贬恶。
第八，孔子著《春秋》,确定了史书写作的基本规则，“笔则笔，削则削”,撰写国家历史，于赞颂处则赞颂，于抨击处则抨击。
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幾对《春秋》有些微辞，指其叙事粗枝大叶，细节疏失，“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史通》）。但对《春秋》于中国史书写作的开山贡献，则极尽尊仰之敬意：“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史通·六家》）
孔子著《春秋》,考据西周礼仪制度，遵循鲁国国史基本脉络，据史实，守人事，述衰败以示贬罚，立兴盛以树功德。以日、月、岁、时，推衍天地运行规律，以朝觐天子框定国家礼义规则。语气婉约，不露锋芒，用意含蓄，绵里藏针。《春秋》以不容更改的言论，为后世确立了史书写作规范，所以历经千年，仍彰著于世。
中国的国家历史，为什么以“春秋”命名，刘知幾是这样诠释的：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史通·六家》）
考据儒家研究《春秋》的写作体例，叙事具体到日，以事系日，以日及月，春以包夏，秋以兼冬，一年四时，循而成序，因此以《春秋》命名。
十一
守拙，是我们中国人的防身术。
三四岁的小孩子，家长是进行阳光教育的。湛蓝的天空，笑呵呵的太阳，皎洁的月亮，爱眨眼的星星，爱和温暖贯穿一切。 但岁齿稍长，话锋就变了，有阴沉的云雾袭来，“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再稍长，云层渐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群居防口，独坐防心”“枪打出头鸟”,乃至还有种“厚黑学”款式的箴言，“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虎豹不堪骑，人心隔肚皮。休将心腹事，说与结交知”。
“大智若愚”被置顶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国人究竟经历过什么样的磨难，才会构筑出如此橡胶坝般的内心防线?
一切文明的形成都有各自独具的历史，其成因由多种元素汇聚而得。有些成因可以堂而皇之地娓娓道来，但有些则讳莫如深，苦不堪言。我们文化性格中的“守拙”意识，就是不可堪言之一种。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大分裂，长达五百五十年。诸侯国群龙无首，彼此之间使坏斗狠，尔虞我诈，世态万般炎凉，民心碎了满地。
春秋二百九十五年，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这一时期，周天子只是面子上的君主，实际上已经失去对国家权力的掌控。诸侯国之间丛林政治风行，强凌弱，大吞小。西周时期究竟分封了多少个诸侯国家不可考，但最初是“八百诸侯不期而遇”,到春秋末期，孔子《春秋》中只记载一百二十个，其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三十六个大臣弑君篡位，五十二个诸侯亡其国。
战国二百五十五年，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诸侯国割据杀伐，硝烟遍野，国家被完全撕裂，中华大地成了角斗场，不停歇地上演兼并与重组的大戏。《战国策》一书中，有记载的诸侯国是三十四个，到末期浓缩为“战国七雄”,最后由秦始皇以“暴秦”的方式灭亡六国，天下重新归为一统。
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史学界有多种说法，但基本上采信司马迁《史记》中的观点：“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史记·六国年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