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妹英，1991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鲁迅文学院第十九届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入选“四个一批人才”“三秦人才”“百优人才”。出版中、长篇小说多部，共三百余万字。
　　受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协委派到西安市未央区文体局挂职两年，任副局长。长篇小说《山川记》入选国务院研究室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百年百部红旗谱”大型丛书，同时荣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长篇小说选刊》年度奖、柳青文学奖、陕西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长篇小说《得城记》获得《中国作家》剑门关文学奖，该书英文译本由美国第五大道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星辰大地》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多次登上央视新闻网、环球人物、人民网、凤凰网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多篇文章。《长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多次转载。出席欧盟驻华大使馆、瑞典驻华大使馆、美国驻华大使馆国际文化艺术节，分享长篇小说《山川记》、《得城记》中英文读本，并作题为《讲好中国故事，融合世界新未来》的主题演讲。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网、英文网重点推出《王妹英：用柔美的心讲述中国故事》《王妹英现实主义作品映照时代光辉》收入十九大砥砺五年、强盛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专题。现正创作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中国记》。
　　长篇小说《山川记》《得城记》《中国记》《星辰大地》均获得中国作协重点扶持和定点深入生活创作文艺精品、陕西省委宣传部重点文艺创作精品。出席中国作协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创作重要讲话。


    王妹英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长篇小说《得城记》英文版第四幕：瑞典驻华大使馆中瑞建交七十周年庆典晚宴。瑞典驻华大使宋莲女士很喜欢中国文化

    长篇小说《得城记》英文版翻译完成第一幕：瑞典驻华大使馆分享会，文化参赞欧汉询先生很喜欢中国文化









　　文化艺术报：您的长篇小说《得城记》捧得《中国作家》第六届剑门关文学奖后，有记者写了一篇“从山村苦娃到著名作家是一部励志大片”的报道，可否谈谈您的成长经历？
　　王妹英：不写无关痛痒的文字和毒害人心的文字，确实是我作为写作者的义务和本分，有感而发，不谄媚、不取巧，使自己的文字尽我所能地打动和宽慰每一个读到这文字的人，这一点，我力求做到。
　　我们有至少千千万万条理由必须扬善弃恶，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击鼓一呼的最终根由。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尽可能地自省，是为了保有社会群体对善意和淳朴的追随和坚守，而不是为了给以后可能要失掉的时代道德、行为准则寻找推卸责任的借口。必须看到，失德、背信的时代的过错，并非仅仅是时代本身的错误，而更多的根由，是生活中每一个人的逃避、放纵和不坚守才犯下的过错，正因为我们曾经轻视逃避责任的危害，夸大时代和他人对我们自身坏的影响力，才会随时随地都向逃避和退让屈服，浑然不觉地陷于人性的泥沼。时刻保持对与错最初、也是最后的分界线，才能避免继续向下滑行。
　　我从六七岁父母相继去世，读书只读到初中，后来做了我们村里小学年龄最小的代课老师，任小学五年级班主任，当年我带的班级语文成绩和全班总体成绩都得了全公社联校第一名。那时我好像只有十六七岁，个子很瘦小，体重只有不到八十斤。看起来比我带的五年级学生高不了多少。
　　20岁时写作中篇小说《小土屋》的时候，我只用了短短的三天时间，每一天都会写出一万多字，几乎是一气呵成。那短短的三天时间里，曾洒下我多少滚烫的热泪啊，那时除了我的一颗热爱人世的柔肠寸断的心以外，除了六七岁失去父母和11岁失去奶奶，早早失学，和同样年幼的弟弟相依为命，却大胆无畏地走着自己认为是正直、光明的道路以外，我再别无所有。
　　我凭借这些作品获得政府专项拨款资金，得以去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求学。当时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孝评先生偶然读到我的这部中篇，和我谈我的《小土屋》，我记得他当时热切地问我：“你看过《百年孤独》这部小说吗？”我说我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部小说叫做《百年孤独》。我没有看过《百年孤独》，一个刚刚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小孩子，要到哪里去看那样伟大的一部作品呢？那时我体弱瘦小，正处十冬腊月，天气寒冷，内心倍感孤独，我既不知道我未来的道路在哪里，也不知道我要走向何方，只对着家徒四壁的小土屋发呆。我隐约看见就要掉进人生冰窖里的自己，无力挣扎，眼看自己掉进黑暗。可是幼小的我，对人世却偏有固执、热诚的依恋和难舍，我仍然和以往一样做出我的决定，就算那人生的味道再苦，我也想要千千万万次地品尝。在父母留给我的温暖的小土屋里，暖和着我的那颗仍然没有冻僵的心，使我不拘怎样熬过严冬，都仍想再等待来年的料峭春寒。对于一个不再盼望生活给予什么甜头的人，所能感到的对人生的全部激情和向往，我都不想抛弃。我的命运总是一面重重地打击我，一面又从不肯夺走我那颗热爱生活的温柔、甘美的心。我就依靠着透进我孤独内心里的这一丝微光，只想用自己热诚的文字，寻找一个不知名的朋友诉说，使我能有勇气凿透命运的围墙，看到外头世界的一丝光。我相信，不管时间过去了多久，我仍然保持了我那时内心的甘美和淳朴、自由和独立。
　　从十几年前开始，我曾到过关中古州彬县、陕北延川、志丹、吴起县等，前后独自走访十多年，感受那些地方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我在那些地方度过的数月是我有生以来最好的一段时光。我看到：家家都有整洁、漂亮的新屋，家家都有田舍风情的午餐和晚餐，每一个休闲文化广场上都有小孩子愉快、热闹地游戏，一片片欢乐、俊美的新农村就藏在淡蓝色的天空下面，惬意、宁静、轻快，以及随意漫步在每一条干净整洁的小街上的醉人的快意。生活教会我，一个作家必须得回到写作现场，必须和老百姓站在一起。尤其是当我看到，大多数时候，弱者仍是强者的牺牲品的时候，真诚的道德仍然随意受到折辱的时候，某些潜规则仍在恶意破坏、蚕食一切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的时候，随处可见的平常陋习仍是那么刺眼的时候，一个作家必须发出真诚的声音。如果我的作品间或能有益于他人和社会，那将是我获得的最高荣誉。
　　如果说文学是从社会、自然、人心、世界、道德等多方面靠近真相的路径之一，即便偶有忽略，那也不能削弱文学生态当中现实主义的光芒。作为现实和人心的母体，文学是一种力量，人心是一种力量，它会求证我们活着的光荣和意义。文学是一种力量，它会求证我们人心的向度。它始终搜寻我们内心的园子和荒地。就像任何东西都不能遮蔽人心的力量一样，任何东西也都不能遮蔽文学的力量。这力量来自于摘下冷漠面具的人，它使我们始终保持亲切的生命力。我们生存的每一天，都是我们活着的重申。这几乎是一种科学、永恒的宿命。
　　最基层的人民和大地总是以一条大河注入海洋时的决心和力量，从我的血液中奔腾而过。当我再一次在这无穷无尽、活着的海洋中露出头来的时候，你给了我只有你才能给予我的一切，我也给了你只有你才知道我这里有的一切。我们都饱尝了爱、忍耐、希望、疼痛、泪水、光明和梦想。我们错过的又回到我们这里，我们经历的也回到我们这里。

　  文化艺术报：《得城记》出版后，贾平凹说：“妹英的长篇小说《山川记》反响很大。《得城记》格局更加宏大，行文细密、力道深邃，有大气象。百姓、浮世、现实，都市、物语、未知，更有一种魅奇、旷世的气息。两部都是要在历史上留下响动的作品。近几年她是大收成。”
　　王妹英：我最喜欢平凹老师的一部长篇小说叫做《怀念狼》。当时我在媒体工作，我记得我还写了一篇小文叫做《怀念激情》，登在咱们西安市的《三秦都市报》上。我当时觉得贾老师的《怀念狼》是中国在觉醒，思考文学与生命、文学与自然、文学与未来关系上最早最深刻的一次哲学探索，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纽带根苗最牢固最深邃的一种回向。
　　我的长篇小说《得城记》对我自己而言，是一部为了我现在写作的长篇小说《中国记》所做的一次艰苦的从传统语言、生命探索、未来回溯等等各方面进行的哲学思考。

　　文化艺术报：《得城记》写了凌霄、九米、艳红三个女子20多年来在古城生活的故事，她们怀着不同的追求和目标进入城市，在城里生长，也在城里迷失，就像我们自己，进城读书、工作、生活了几十年，忽然发现自己是迷失在城市的过客，“得城”是一个诗意的慰藉？
　　王妹英：凌霄、九米、艳红，这三位主人公代表着生活中各个阶层各种心境各种因缘由头起始下的多样丰富的复杂的生活样貌和精神追求，同时也是时代变迁投射在大城市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这些人虽然活得微小，却也在用自己所有的全部的热诚书写着她们自身的一切，梦想，追求，困惑，甚至是挣扎。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一个人从农村走向城市，我个人认为，他并没有得到这个城市，即便是几代生活在城市的人，我认为他也并没有真正得到这个城市，因为你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这个城市身份，但是从精神上文化上感知上等等，你必将得一步步通过自己未来的生活去一步步重新认识和重新得到这个城市的存在。所以我个人觉得，不论是从农村来到这个城市，还是一直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们，从哲学意义上去梳理的话，都必将重新认识、感知这个城市的精神向度。所以《得城记》这个名字也就这样诞生了。对于凌霄这个人物来说，她从最偏远的乡村走来，她在这个城市当中也经历了希望、梦想、奋斗、拼搏，甚至是诱惑、挣扎、迷失、撞击、洗刷等等这些丰富复杂的精神感受和生活的磨炼，那么她是如何看待这些磨炼和考验的呢？那就需要她在这个城市当中所经历的二十几年的生活来给出答案。凌霄这个人物，她带着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些品质，比如说真诚、善良、聪明、贤惠，甚至是忍耐、内敛、不屈等等这些人性当中好的品质，她在之后几十年的城市生活的淬炼当中，她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真诚、善良、聪明、贤惠、执着、坚韧，甚至是忍耐、内敛、不屈，这些品质仍然是人性当中最好和最珍贵最不能丢弃的品质，因此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了她自己的哲学选择。一个人物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和选择呢，我个人认为这和她走出来的那个地方有关系。那就是中国最基本的乡村大地、最基本的传统文化的根苗所在之地。她从那个地方走来，就会有那样的想法，就会活成那个样子，一个人物的世界观的形成，和她走来的那个地方有关系。这可能就是我在《得城记》中所做的哲学探索。

　  文化艺术报：《山川记》是您写乡土现实题材写得比较成功的一部作品，出版后获得广泛好评。为何没有沿着这个路径深入下去，而是把目光放在了城市，写了《得城记》？
　　王妹英：长篇小说《山川记》书写的是中国最基本的乡村社会，也是书写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变迁。这本书也入选了中国言实出版社建党百年百部红旗谱大型文学丛书。当时也在北京图书大厦与读者进行了分享交流。一部文学作品，如何通过艺术的形式，再现中国农民、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点一滴的这种变迁和成长，以及它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如何把它在历史当中用艺术的形式留下来？《山川记》是一部扎根在泥土中、行走在山川里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通过桃花川三代人的命运、生活、思想精神世界、生存环境，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精神成长和现实变迁。
　　因此从哲学意义上来梳理的话，我的《山川记》书写的是中国当代农业文明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变迁史，而我的长篇小说《得城记》就是我们中国当代如何从农业文明一步一步走向了当代的城市文明。我们城市文明的精神风貌和现状，我在《得城记》当中也进行了一种探索。

　　文化艺术报：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来西安读书，从此定居西安，现在的农村和您小时候生活的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维持乡村秩序的乡土伦理文化也在不断地变化。在您看来，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的精神文化有没有改变？
　　王妹英：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的乡村和我们小时候所在的乡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在我的作品中也不止一次地书写了这种惊喜和改变。那么在新时代的农村样貌当中如何维持和传承我们的乡村秩序或者说是乡土伦理文化的根脉，其实现代乡村的现实生活也给出了一些答案。我个人认为这种乡土伦理当中那些优秀的传统本质并没有丢失，也没有改变，而是更加深刻和强劲地传承了下来。因为我们的乡村从之前旧社会时期的几个富有的乡绅和大多数贫苦人民的结合，从本质上改变成了当代基本上所有的基层人民都改变了从前的贫困的没有知识没有文化，而只有善念和忍让等等的基本品质，而成为现在我们最基层的人民后代都有了知识文化，我们当代乡村后代文化程度得到了飞速提高。我们现在的乡村子弟大部分都接受了至少高中教育，少部分考上大学进入城市。而高中读完没有考上大学的乡村子弟，也大部分都走向了城市、走向了全球、走向了世界，我们的这些走出了乡村、认识了世界的平凡普通人，并没有忘记或者说也不可能忘记或者说丢弃我们曾经走来的那个地方，那个泥土乡村，也并没有丢弃我们的乡村伦理，反而是将这些品质带向了城市、带向了世界，反而更加珍惜和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我们故乡的精神风貌、灵魂内核。在未来的世界格局当中，乡村伦理必将会是世界的参与者与交融者，而世界，也必将是乡村伦理的参与者，我们只会用更加成熟的眼光和胸怀去看待、包容、滋养我们的故乡伦理和异乡伦理，故乡异乡一样连气同枝难分彼此。乡村伦理和都市伦理，灵魂来源皆为同体。这只是我个人的小小看法。

　　文化艺术报：您20岁时以中篇小说《小土屋》闻名文坛，此后您的诸多作品仍以反映农村为主，早期的长篇小说《福满山》写的就是改革开放后农村受到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您自己说“更想写出好的、美的、正义的东西”，这个理念会不会影响您作品的质地？
　　王妹英：我觉得应该不会影响作品的质地。因为一部文学作品，不管它塑造生活的哪一个侧面，或者说是书写生活的全部，它最终的目的一定是在打捞和寻觅那些美好和闪光的东西，我个人觉得深刻的东西和善良美好正义的东西并不矛盾，它只是一种艺术方式和技巧。比如说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伟大的作品《悲惨世界》，它通篇都在通过苦难的生活塑造美好，通过主教的一个银烛台赎买冉·阿让悲惨无依的灵魂，使冉·阿让在苦难黑暗的深渊里开始了挣扎向善，而不是在地狱的黑暗中永恒沉沦，而成为另外一个精神风貌的冉·阿让。我个人觉得雨果通篇一直都是在用艺术的形式来艰苦地困难地寻觅和打捞那些沉沦在黑暗当中暗无天日的灵魂，并找到一条伟大高超的艺术通途，并最终给他们的灵魂以光明。我个人觉得寻觅美好善意的精神，便是雨果书写这部作品最根本和最伟大的善意。这就是一个实例。

　  文化艺术报：您六七岁失去父母，11岁失去奶奶，与同样年幼的弟弟相依为命，19岁时写出第一部中篇小说《冬日的阳光》，发表在《黄河》杂志，在这样的困境中，为何会选择文学？
　  王妹英：当时我16岁初中毕业在村里当代课老师的时候，其实从内心来讲，我并不愿意首选文学写作，而是想自学复习参加高考。文学写作只想作为一个个人爱好，而不想作为一个职业。我在初中毕业参加我们全县的中考时我的作文是满分。但是我从小爱看戏，所以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做一个像包公那样的青天大老爷，为人民服务。但是因为自学参加高考数学和英语就是个难题，没有人教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教材，况且即便有教材我也没有钱购买。万般无奈之下才开始学习写作，反正就是每天写啊写。当时我们公社的邮电局工作人员一看见我们村里的人去了那条街上，就会喊：“快来捎上你们村那个小孩的退稿。”所以我们村里所有的人都给我捎过从全国各地退回来的我的稿子。大概退了有好几年，突然在1988年就被我们山西省作协主办的一本叫作《黄河》的大型文学季刊从浩如烟海堆积如山的文学来稿当中打捞了出来，和咱们陕西著名作家路遥老师的《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同期首发了。那一期《黄河》杂志上只刊登了路遥老师的《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和我的那个中篇小说《冬日的阳光》。当时那个《冬日的阳光》发表后，山西作协从当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过来的老一辈著名作家、艺术家西戎先生和马烽先生，可能也是偶然读了我的这个小中篇后大概是很喜欢，就说一定要见见我。于是当年山西作协在河曲县召开的青年作家创作座谈会上就通知了我。当时马老和西老专程从太原坐了很长时间的车到达了鸡鸣三省的河曲县，见到我说：“我们是读了你的《冬日的阳光》，专门从太原一定要来见见你的。你一定要好好为人民写作。”在我人生的寒冬时期听到的这句话，就像是《悲惨世界》当中主教先生的银烛台一样，赎买了我的灵魂，使我一直认真勤勉力求深邃地为人民写作。

　  文化艺术报：1989年《黄河》第三期您的中篇小说《小土屋》，得到当时山西省作协主席焦祖尧的赏识，在他和一帮人的关注下，您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上大学，对您的创作带来了什么变化？
　　王妹英：进入西北大学作家班读书，是我一生最闪耀的时刻。当时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次翻天覆地的改变。以至于至今我都能清楚地记得火车跨过黄河到达陕西时我贴着火车玻璃车窗，满眶的眼泪。觉得有好多话想说，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记得当时我旁无结伴，独自黄昏侧黑，头一回走出太行深山，踏上往西开去的绿皮火车，一天一夜摇摇晃晃登程远涉。渡过滔滔滚滚翻山越谷逆流奔海绝出昆仑之混沌黏稠黄河一袭，浊流有声，断岸千尺。岭高月小，泥涌沙积。一路往西，追故寻昔，徐徐密密，过虎丘，磨时尘，穿崖越岭，风驰电掣，如同风狂乱书，纷翻陌生，皆无伦次，不觉之间，渐渐靠近古都西京长安。却仿佛春草暗夜全无消息，海棠几叶犹余踪迹。沿途缥缈栽入倒景，出没凌烟徒上云霄。越岭度山，吹来谁家旧岁月。秋风刀裁河穿谷，随风一叶吹单衣。辞别太行岭上雨，独身随学访西京。才过太原府，又至西侯渡。一夜风雨散，旅人吹歌分。西京路迢迢，岂止上登天。窗外采药人，三两坡上坐。如若便太行，应为仙人迹。东出九天盖，西至秦王坡。当时对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滚滚而至的黄河和沿途平坦地貌上偶尔看见的几座石头雕刻的墓碑。当时我心里暗下决心，将来我挣到一点钱，一定为我早逝的母亲、父亲立一块墓碑。后来我便为我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立了墓碑。便是这些自然风俗地理风貌精神世界文化底蕴所有的不同，一点一滴使我更加多元丰富复杂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乡村以外的生活，而更加清醒理性地作一些有益于社会和他人的事情。比如文学写作。

　　文化艺术报：记得当年在西大读书时，张孝评教授在课堂上分析您的小说时说您的小说有《百年孤独》式的现代意识，但您后来的作品一直走的是现实主义的路径。
　　王妹英：张孝评教授当时读了我的《小土屋》之后，在课堂上分析时说我的小说有《百年孤独》式的现代意识，后来我的作品一直走现实主义的路径。我个人觉得，《百年孤独》式的现代意识，实则它的灵魂内核仍然是现实主义的原祖，我们在他充分变异的现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深刻的现实主义实证，不过是由于艺术变幻而成为更为复杂的隐藏的现实主义。在艺术形式当中我自己觉得现实主义和现代意识并不矛盾，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过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当然我觉得假如一个作家有能力将现代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巧妙、充分、深藏不露而又完美地揉碎、淬炼、冲刷之后凝结重塑起来的话，那一定便是一部盖世名著了。

　　文化艺术报：在您的成长道路上，受过哪些作家的影响？
 　 王妹英：我最喜欢的世界作家是写《悲惨世界》的雨果、写《萌芽》的左拉、写《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写《静静的顿河》的肖霍洛夫、写《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国内作家有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写《怀念狼》的贾平凹老师、写《北方的河》的张承志、写《绿化树》的张贤亮。这些作家都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除了这些还有好多作品我也很喜欢，比如《源氏物语》《局外人》《羊脂球》等等很多作品和作家我都很喜欢。

　　文化艺术报：大学毕业后您没有回山西，留在了西安，在西安写出了您最重要的几部作品，期间在一家报社工作了几年，就辞职专心写作了，写作能够养活自己吗？
　　王妹英：对我来说我基本上是非常喜欢农村生活的，所以，即便是在城市生活，也是常年往乡村跑，所以生活上是非常喜欢粗茶淡饭的，和我小时候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变，也就不太费什么钱，所以我的写作基本上可以很好地养活自己。另外因为咱们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也有很多资金支持，比如我的“四个一批人才”，比如省委宣传部的重点文艺创作精品，还有中国作协的一些重点扶持资金，都会有一些生活资金上的大力补助。

　　文化艺术报：您是一个有大爱的人，看过您一篇文章《多加》，您常年资助青海玉树几名穷困儿童，对一个靠写作生活的作家，有没有压力？
　　王妹英：当时也是在媒体的朋友推荐，和几位媒体人一起资助了几名青海玉树的贫困儿童，大概资助了五六年之后，因为当时我们联系的是一名玉树当地的乡镇女干部，那些孩子年龄很小，村子很偏僻，没有办法直接联系，五六年之后那位乡镇干部退休之后就失去了联络。后来几位媒体朋友一直尝试再联络，还是没有再联络上。

　  文化艺术报：您曾经在朋友圈晒过一张“女拖拉机手”照片，这台拖拉机是您二十岁时挣的第一笔稿费给您弟弟买的，您还经常开上这台拖拉机到太行山的地里拉秋。能谈谈您的家乡吗？
　　王妹英：我的家乡在太行山深处，一个小小的山村，早年出行非常不方便，出门就会爬山，走几十里山路之后才会有一趟老式的公共汽车，和咱们陕西的秦岭差不多那样大的深山老林，气候非常寒冷。当然现在交通非常便利了，也非常困难地建设了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在平原地区相对来说交通至少便利一些，但是在山区，改革开放初期乡村的通水、通电、通路都非常困难。记得我小时候家里一刮大风就会被刮断电线，常常停电，我经常在天寒地冻的月亮底下写作业。现在我的家乡条件非常好了，基本上家家都盖了新房，通了水电，我的家乡和大多数中国乡村一样，也享受到了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红利，基本上都过上了好生活。现在年轻人大都出去工作和生活，村子里的人比以前少了很多，但是一到节假日，过年过节或是清明、农历十月一日上坟的时候，村子里还是照旧会人来人往，大车小车挤满了沟沟岔岔。就我们村子来说，现在村里的条件，真是比以前好太多了，基本上家家都有一到两辆小轿车，车来车往，不比我们小时候出门，全凭两条腿走路。所以我基本上每年清明或者是农历十月一日回家乡给父母上坟的时候，看到乡亲们基本上都过上了比我们小时候好太多太多的生活，心里非常高兴。

　　文化艺术报：写完《山川记》后，您曾经在西安市未央区文体局副局长的位置上挂职两年，当局长的感觉和当作家很不一样吧？
　　王妹英：在未央区挂职也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我一直生活在最基层的人民大众当中，这对我的写作非常重要，但是其他经历，对于我来说就比较少，所以那两年的挂职对我的创作来说尤为关键，因为这一块生活，是我之前不了解或者说不太熟悉的职业，因此那两年的挂职对我的写作意义重大。直到现在，我们未央区的一些文化活动，只要我在西安，我都会积极参与。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年挂职，心里却觉得未央也像是自己的另一个故乡一样。我总觉得故乡和异乡，一定是连气同枝的，对我们的灵魂质量和生命体验来说，同等重要。

　  文化艺术报：您女儿从国外留学回来后，出资修缮了您父母留下的老宅，这个对您有何意义？
　  王妹英：对我来说修缮父母留下的老宅，就像是修补我年少时由于父母早逝所留下的缺憾一般，可以使我的生命体验更为完整，使我的故乡与异乡互为转换时更为中肯平和。

　　文化艺术报：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中国记》进展顺利吗？这次，您会给读者带来什么样的故事？
　　王妹英：我正在创作的《中国记》从我2017年写完《得城记》之后就一直在准备、筹划与写作，至今已经历时近八年时间，大概准备写四十多万字，已经写出三十多万字。如果说我的《山川记》书写的是我们中国当代的农业文明的话，那么《得城记》便是书写了我们从农业文明如何走到了城市文明，而《中国记》则是回到我们的原初，从最基本的泥土中出发，回到我们最根本的根脉之中，从我们的农业文明如何走向城市文明，再如何走向全球文明，甚至是宇宙文明，从大的哲学框架梳理它的话，就是这样一个历史长河、一个大时代的变迁和成长史。

 　 文化艺术报：对青年作者，您有话要说吗？
　　王妹英：那就送给青年朋友们一句我在我的长篇小说《中国记》当中所引用的一句古语吧：“天道深远，五行而常盛。善行，国之纲纪，制典，国之重器，持纪御典，固为久乎。”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