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年轻的时候，总是仰着头朝前走，脚步也是急急匆匆的。看见的、经过的，许多事情都没往心里去。一堵墙就不同了，你动或者不动，它就在那儿。人说一句话，狗莫名地吠一声，驴子甩一下后蹄，绣花针落地了，风掠过发梢，它都会记得清清楚楚。
　　一堵墙的生命可以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风吹雨淋，日晒雪压，就像一个人，谁的承受力强，就多撑持几年；谁病在胎里，怕是没人帮得了。这就是说，筑墙人最初的心思和劳作是决定性的因素。
　　筑一堵墙，需要一群人来合作。整好地基，大工就开始测距放线绳，指挥大伙儿挖窝子、栽夹杆、顶挡板、固木椽。一切就绪了，娃子们发声喊，噼里啪啦就放起了开工炮。筑墙用的是尖底锤，一锤子，一个窝。打墙的人落锤子时，会顺势旋转半个圈，墙体挤压摩擦出的窝个个光滑透亮。墙上四个人，宏叔常常是领头。他个头不高，肤色黝黑，一只眼睛虽然有朵小白花，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技术和风采。打墙每到兴起时，他甩掉汗褂，朗声吆喝，四个人同时发力：
　　“嗨——嗨嗨！嗨——嗨嗨！”声音齐整得像刀割似的。他们时而从中间向两端打，叫“白马分鬃”；填满土，擦把汗，下一槽子，又从两端向中间打，来个“合龙口”。号子声里，人往前挪，锤窝成行。墙一拃拃增高，汗一滴滴跌落，繁重的劳动完全变成了一段情景交融的舞蹈。那彪悍的臂膀，浑厚的嗓音，常常惹来一群婆姨女子看热闹。可谁知道，他白天是个人气王，晚上只能一个人恓惶得溜光炕。
　　休息时，宏叔还会拉二胡、吼秦腔。我最忘不掉的是他说的快板：
　　冬去春来阳气升，百草发芽树木青。伟大祖国工业化，我老九越活越年轻。年过六十能劳动，做起啥活也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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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光着身子，拿两根竹节边说边敲，把农民诗人王老九的《进北京》演绎得有板有眼，听得人人心里热腾腾的，浑身上下都是劲。因为这段快板，我很怀念英年早逝的宏叔。因为宏叔，饲养室那堵墙根基牢，影子正，身子坚，风风雨雨里坚守了几十年。
　　人会走，墙不会，墙就看。牛从跟前走过，驴从跟前走过，它们的步履踢踏踢踏，不急不缓。人，却不是每次都从容。有次，西村的胖嫂腰里缠了个大布袋，半夜摘了一兜白棉花，明明月光亮堂堂的，她偏拣暗影处摸，一不小心，还被半截砖头绊了一个大跟头。当然，贼娃子二狗偷偷干的事它也记得。那一晚下过一场瓢泼雨，墙边的小土坑积满了水。二狗去的时候，满嘴酒气，哼着乱弹。回来时，后面有人追赶呐喊，他就跌跌爬爬的，弄得满脸满身全是泥，这邋遢狼狈相，与他平日吆三喝四的威风劲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墙想笑，但没有嘴，只好作罢。
　　话说回来，每件事墙并非一定要看个清清楚楚。比如，墙头那个麦秸垛里，发生过好多浪漫事，它就没注意。它觉得，关键时候遮掩一下，会成就人的好事情。前几天，曾经自由恋爱的小翠和根娃打身边过，根娃还打趣说：“要不是这堵墙、那个麦秸垛，你爹当年逮住我，怕是要打断了我的腿呢。”小翠羞得掩嘴笑：“谁让你个没羞臊的，脸皮那么厚。”
　　一堵墙，能平衡人的心境和身份。童年时，一群伙伴们捉迷藏、逮麻雀，谁心里都少不了谁。长大后，就不同了。三娃穿上了干部的中山装，胸前的口袋里还别了一支黑钢笔。谷子拉着架子车，满满地捆扎着一车干柴火。这两个人大概有七八年不见了，墙期待看见他们热泪相拥，还像当年那样伸出手，玩一会儿“剪刀、锤子、布”。可是，谷子停下了车，问话的口还没张开，三娃却眼盯着天，腆着肚子走开了。谷子吐口唾沫，只好尴尬地离开了。
　　现在好了，冬日的阳光暖暖的，墙根放着一排小马扎。坐着的有大水，有谷子，还有退休回家了的三娃。谷子的儿媳妇端来了一碗热干面，馋得三娃直流口水，争争抢抢夹了几筷头。大水年轻时受过伤，病恹恹的走路老爱扶着墙，跟着铁娃练了几年拳，老了老了，反倒鼻涕不流了，腰也挺直了，还能吃下一大老碗饭，说话的声音都刚强了。天佑和三羊是邻居，早年曾为一寸庄基打破了头。现在两家儿女都外出打工了，空落落的院子里，他俩把头凑在一起抽烟斗，再仰头时，不由得慨叹道：“没人了，要这么大的地方有屁用？”
　　哪里来哪里去，落叶总要归根的。不管你当年是打阳伞、绾着满头鬈发的洋太太，还是烧窑扛锄扯大锯的，如今也都蹦跶不了几尺高。冬天来了，大伙儿还是会像当年那样，排排坐，晒太阳，你来我往地斗斗嘴。
　　一天到晚，人要睡觉墙不睡，墙的见闻、阅历就比人多得多。墙的一生很简单，站起来是土，风化掉了，还是一堆土。人就复杂了，每有喜乐哀愁、爱恨情仇，眼里的风景都会变，所以身会乏，心会累，情会躁。有句话是，谁的心里没了自己，谁的眼里就有了世界。墙是实实在在悟透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