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阅读，本质上就是对一个诗人才华的认定过程。也就是说,诗歌的现实影响力极其有限，对历史的书写也只是碎片化的、跳跃式的、不清晰的，不可能给人类的记忆留下一个明确的痕迹。当然，我一直以为，真正的诗人一定是才情与觉悟的代名词，一首小诗就能留名青史的大诗人不乏其人，但终究还是普通的诗人要多一些，他们只关心自己能感受的那一部分生活并用适合个人的说话方式，向读者展露心机，和普遍的语言才华与人生省悟。
　　我案头的《居闲斋咏歌》的作者是一位耄耋老人，他写的诗歌都是古体诗，在我解读他的诗歌之前，有必要先向读者交待一下他这个人。他从长安某中学校长的位子上退休以后，热衷于古体诗的写作，已经有两千多首诗歌问世，仅收入本集中的诗就多达一千余首，按照题材的相似性他经过反复斟酌，将其划分为十一个类别，这样的归类，好处是读者可以一目了然，不好之处，是同类的题材聚在一起，可能让读者阅读的兴趣会有所减弱。不过,也不尽其然,毕竟是一种流布已久的编辑惯例，不会伤及内里。好在他的诗歌更多的指向是一种精神的状态，或者说，给读者以警醒的那些诗句本质上是一个诗人的自传。
　　他叫张志忠，我的同学张弢的二爸，当然也是我的长辈，若不是因为要写这个读后感，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诗歌出自谁人之手，我是断然不敢直呼其名的。他四十多年的工作生涯是跟陕西的教育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接下来的叙述我会称他为张老师。前二十年在陕北，张老师先后在延川县的两所中学当代课老师、教导主任、副校长，为改变延川落后的教育面貌立下汗马功劳，受到延川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几十年过去了，还有学生不断登门探望。后二十年调回关中，在长安区中学当校长，一直到退休，为家乡的人才培育呕心沥血。我在延川县永坪中学上学那会儿，他在延川中学当副校长，只是隐约听到过他的名字，两年以后我师范毕业回到母校工作，才从我的老师处得知，张老师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先分配到永坪中学，当了几年老师就调到延川中学当了领导。关于他的故事后来听得多了一些，不过其时他应该已经调回关中，我无缘面见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延河》当诗歌编辑，有一天上午，编辑部的办公室突然来了一位中年人，要找闻频老师，我说人不在，他听出了我的延川口音，就自报大名，说他叫张志忠，原来和闻频在延川县永坪中学教书。我说我知道您，我也在永坪中学教过几年书，不过比您晚了二十年。一下子我们亲近了许多，放开聊着延川的话题。不过，聊了半天，他却说他其实是来找路遥的，听说路遥获了茅盾文学奖，他非常高兴，想请路遥到长安给师生们作一次报告。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后来，我认识了他的侄子张弢，跟我是延川的同一级学生，虽然不在一个学校读书，彼此的同学后来又成了同学，我们也是间接的同学。某一年教师节，我和同学张弢、学生郑兴旺共同执络，把在西安的原永坪中学的老师邀请到一起，高高兴兴地过了个教师的节日。张老师自然是这次聚会的主角。再后来，我和张弢成了邻居，三天两头在一起，张老师的故事听得就更多了，而且每一次永坪的学生来西安看他，张弢必在场忙前忙后地招呼，得空会发一段小视频给我，我自然要为张老师高兴一回，仿佛是我的学生来看我自己，免不了要感动一番。前几日，张弢说他二爸又要出一本诗集，一定要我作序，我欣然应诺。
　　说实话，解读张老师的诗歌我还是有一定的压力，我怕不能吃透他诗歌的主旨，怕曲解了他诗歌的用意。毕竟我们年龄悬殊太大，对许多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存在一定的分歧，文字交流又是在两种诗歌文本之间游移。诗是什么，如何写诗，也存在着理解上的距离。但当我真正接触到他《居闲斋咏歌》中的诗歌后，打消了这个顾虑。我坚信，所有的文学都是用来交流的,诗歌作为文学中的文学，它的交流更为直接，读者读诗，就是精神与精神的碰撞，或者是灵魂之间的相认。不必在乎是古体诗还是现代诗，被其形式的结构性所蒙蔽而不得要领。既然诗歌生发于人的生活场域，就不可能回避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期望与关注。确切地说，就不可以放弃一个人想要看到自己想要的生活，而这个生活又是那么亲切，那么不容置疑。
　　回到诗歌中，我发现张老师的写作极少受到格律的制约，甚至可以说，他改变了古体诗死板的面相并开始了一种鲜活而有质地的语言迁移，甚至放弃古体诗意象、语境、韵律之间的互动性，直接说出他自己的现实洞察力、语言的亲和力和生命的复杂而微妙的感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