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关中诗歌图志》（刘锋焘著，中华书局2023年1月出版），颇觉厚重而又生动耐读。称其厚重，不仅因为其上、下两大册，85万字的大部头，更因为其沉甸甸的学术分量；称其生动耐读，不仅因为其配有数百幅与内容互相印证的直观的图片，更因为其文笔轻松灵活且富含感情，引人入胜。
　　从学术性的角度看，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第一部系统的关中诗歌通史著作，更在于它多方面的创获。
　　本书仔细梳理历代关中诗歌，透过大量纷繁复杂的材料，发现、总结每个时代、每个时期、每个群体或个人的诗歌特点，并将其呈现出来。这些特点，从总体看，章、节以及节下标题，便有充分体现，览其目录，便能知其大概，至于具体的论述叙说，更是具体且明晰。
　　历代关中诗歌，有不少作品，反映了关中地区乃至关中不同地域独特的地貌、民俗等特点。本书能抓住这些典型诗作予以阐述，并辅以相关实地实景照片，文图配合，清晰地呈现给读者。
　　本书的写作，时有妙想，善于联系、发现文学史上的偶然与必然事件，如第二章第一节谈及武关，这样写：“战国时，秦楚争强，秦昭王以与楚怀王谈判为名，诱使楚怀王来到武关会见，怀王过了秦楚分界线，便被早有预谋的秦人趁机扣押并解往咸阳作为人质，最后客死咸阳。从此，楚国渐趋衰弱而秦国渐趋强盛，乃至最终秦统一了六国。而就文学的角度来讲，这一事件更加深了楚国文人心里的悲凉与哀怨，加之由此而引起的楚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屈原等终日郁郁哀愁，于是，一些杰出的楚辞作品诞生了。”并配以古苔斑驳的“秦楚分界墙”实景照片，让读者感受到历史与文学史上偶然与必然杂糅转换的风云际会。
　　文人的作品之外，本书亦关注且重视历代关中民谣。如第二章第二节讨论汉代关中诗歌，其中一个小标题便是《底层的多元记述与褒贬评判：汉代民谣》，指出“较之文人作品，汉代的民谣，其内容似乎更为丰富一些”“这些民谣，多以底层民众的视角，记述了关中地区的诸多历史事件与细节，表达了人们的褒贬评判”，并举例分析了一些作品，且以史料与民谣互证，说明民谣的纪实性，充分肯定了民谣的重要性。
　　本书解读作品，亦时有新见，如提及清代理学家王心敬的《山居》诗指出：“‘不炉并不扇’，恐怕主要不是生活太艰苦的原因。这也可以在同时代人那里得到佐证，如与王心敬基本同时的陕西另一大儒孙景烈，清人李元度著《国朝先正事略》及《清史稿·儒林传》等均记载他的学生王杰称他‘冬不炉，夏不扇，如邵康节’。这其实是一种自我约束。”于寻常语中发现其蕴含。
　　本书的学术性，还在于叙述过程中，时有辨析纠错的文字。如第二章之《余论》对汉乐府《平陵东》之“平陵”的辨说。
　　本书语言亲切、轻松，不类于有些学术著作那种学究式的古板，且这种轻松的语言中总是渗透着一种代入式的感情和生活气息。
　　初读本书，就被其《前言》第一句吸引：“光阴似水，流年暗换。布谷声里，樱桃红了”，这样的表述，饱含着几多感慨与喟叹！时光的流逝，累年码字的艰辛，以及终于完工的些许自得，等等感触，尽皆包蕴其中。而《前言》之末尾写“先师霍松林先生在2015年就为本书题写了书名。而到现在，先生已驾鹤三年矣，思之怅然怆然”，又表现出作者对其已仙逝之恩师的怀念之情，都是充满感情的真实文字。
　　本书语言的生活气息，或许与作者生长于关中因而对关中之风土人情的熟悉有关。
　　如论及清代关中诗人张崇健的《割麦行》，其诗中有这样的句子：“腰镰磨刃自彭衙，百里挟粮夸勇果”“儿童拾穗田歌起”“布谷催耕栗留话”，指出：“‘腰镰’，镰刀之一种……关中地区传统的日用镰刀有所谓腰镰、草镰、麦镰等等……‘百里挟粮’，麦子成熟时节，因地域气候的不同，各地成熟的时间有早有晚，所以，麦熟季节，很多人往往去别处‘赶场’，等收割完了此地的小麦，又去收割彼地成熟的小麦，因离家较远，故需携带干粮。‘儿童拾穗’，过去粮食产量低，人们也爱惜粮食，所以大面积收割之后，又要捡拾地下散落的零散麦穗，称为‘拾穗’。这一工作，往往由缺乏强壮劳动能力的老弱妇幼进行，故称‘儿童拾穗’。‘布谷催耕’，指麦子刚刚收割完毕，就要播种秋粮了。此时布谷等时鸟正在鸣叫，似乎在催促人们不忘农时。”解释诗意，叙说关中之民俗，娓娓道来，如话家常，很亲切，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本书中多处引用关中民谚，解释民俗，在亲切的叙述中阐述了要表达的主旨。
　　学术著作，虽然重点在于从学术的角度研究探讨客观问题，但也体现着作者的价值判断与道德评判。这一点在本书中也多有体现。如对诗圣杜甫一类诗人诗作的赞颂、对张养浩等勤政爱民之地方官员及其诗作的叙说、对关中本地杰出人物如刘古愚、于右任等人及其诗作的评述，都体现出一种“正能量”。
　　总之，这是一部厚重而耐读的关中诗歌通史。由于其所涉时空范围的广阔、著作体量的庞大，些许差错或许难免，但其学术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