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山是关中平原的母亲，从山涧沁出的乳汁化作股股清流，穿过茂林间，越过险滩，在平原汇为八水，浇灌着关中平原的沃野千里，使秦人世代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金周至就镶嵌在这条金腰带上。
　　古人云：关中百二河山，以终南为胜，终南峰峦叠翠，尤以楼观为佳。从终南山奔涌而出的黑河水滋润着周至的田野、村落，使这里稻谷飘香、翠竹成林，故名“金周至”。“周至”的原意是“盩厔”,山曲为“盩”，水曲为“厔”，“盩厔”就是有山有水的地方。
　　记忆中的周至，村落是“绿树村边合”，漂浮在浩荡的金色麦浪的海洋中，村边有溪，有“清泉石上流”，翻卷着欢快的浪花，有竹林，有石桥，有菜地，有果园，有颤袅的炊烟。
　　这样的山水使乘青牛而来的老子久久不舍离去，他在这片黄土中植下一棵深情的银杏树，让它的枝叶在时光中葳蕤、繁茂，年年岁岁，融入历史的长空中，成为一棵有思想的、深刻的树。他筑说经台传道授业，从此，这里便成为中国哲学的高度。
　　司马迁《史记》载：渭川多茂竹。说的就是周至。周至在唐朝就设有“司竹”一职，专门管理这里的竹子。周至至今仍有“司竹”乡，有“斑竹园”村。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年轻的白居易来到周至，任“县尉”一职。这是一个很小的官职，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县委副书记，也没有多少事，很闲，他说：移根易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种春。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在县衙待不住的白居易四处考察民情，他深知“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是唐帝国对官员的警训，这座石碑至今仍保留在周至县政府的大院中。
　　白居易在这样的环境中创作了《观刈麦》。“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唐朝的麦子熟了，那是怎样的一种场景？“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周至拥有关中平原最肥沃的土地，特别适宜小麦的生长，这种景象延续了千年，因为白居易，它被记录了下来。“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白诗的好，不仅在于通俗易懂、老少皆宜，更在于它道尽了人间的苦。《观刈麦》开辟了悯农诗的先河，让诗歌因为有了现实主义的光芒而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周至的青山翠竹也在滋养着诗人的灵气，在仙游寺，在七月皎洁的月光下，诗人研墨沉思，一气呵成《长恨歌》。这时，距离“安史之乱”已经过去了五十年，诗人以旁观者的视角描述了那场荡气回肠的千古之恋，并融入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和对爱情的深刻理解：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日新月异，都可以现代化、智能化，只有爱情，我们希望她永远年轻。周至的山水给了白居易灵感，赋予他柔情，他蘸着月光与蜜意，将爱情做成一枚标本，夹在历史的册页中，给了我们想象的空间，也给了我们精神的慰藉。
　　周至黄天后土，人亦淳朴，这种淳朴的外向表现就是“不爱言传”。无论《长恨歌》如何演绎，无论《妖猫传》如何火爆，周至人始终“不言传”，从不提及原创地的陈年旧事。就像拥有关中平原最大的竹海，可周至人从不宣传，只谦虚、低调地说：是天下第一福地。
　　周至位于北纬34度，这个高度相当于欧洲阿尔卑斯山所处的位置，尤为适宜猕猴桃的生长，无论甜度、水分，都是最佳的，但因为不善“言传”，不懂营销之术，风光几乎被“傍名牌”的邻居眉县抢了去。周至的黑河水引入西安后，缓解了这座城市千万人口的吃水难题，使古老的长安重新焕发活力。周至因为地下水位下降，失去了“清泉石上流”“稻花香里说丰年”的自然美景。因为要保护水源地，周至至今没有工业，也没有通高速，仍然一派田园，但周至人“安贫乐道”，从未“言传”。
　　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先生说陕西作家“诚实不欺而失之太实，出于泥土而失之太土”，这大概也是周至人的秉性。较长时期的农业文明使周至背负上沉重的因袭包袱，这种沉重既有心理上也有生活条件方面的限制，这让周至人的心灵总是蒙着悲情的影子。
　　对于周至，我的情感是复杂的，这里埋葬着我的祖先，是我社会意义上的故乡，然而，我毕竟不是这里生长的植物，这让我对它的理解总是肤浅的。我娘爱听秦腔，爱喝包谷糁，而我喜欢莫扎特、肖邦，嗜好咖啡，我们生活在各自的生命系统中，彼此难以兼容，特别是作为周至人的我娘，几乎刀枪不入。岁月在时光中厚重，人在时光中沉淀。慢慢走进周至人的心灵，你会发现，高亢、激越的秦腔是大秦之音，它吼出的是秦人的悲怆与豪迈；包谷糁没有皮蛋瘦肉精致，但它富含维生素，通肠道，使人神清气爽。
　　《道德经》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诚而土的周至，虽然清贫，虽然拙朴,却将一川清水输送长安，这就是周至的高贵与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