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唐小兵指出，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当时是一个充满歌声的地方，有着一种特殊的、朝气蓬勃的声音文化，被称作‘歌咏之城’”。回望抗战时期，尽管面对艰苦的生活环境和紧张激烈的战争，延安仍然是一个充满歌声的圣地。换言之，抗战时期的延安已经培育了深厚的集体歌咏文化，这对于当代群众歌咏的普及与创新有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歌咏活动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和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方式；同时从艺术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它也是以先进文化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手段。进入新时代，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加强文化建设的迫切性逐步突显。基于此，本文以当代延安群众歌咏为研究对象，从其抗战时期历史盛景和互联网媒介图景的双重视角分析延安群众歌咏的历史经验和当代挑战，旨在为当代延安群众歌咏的普及与创新、重塑“歌咏城”盛景提供参考建议。
　　一、延安歌咏盛景生成的原因及其路径
　　抗战时期,延安群众歌咏活动是一种需要从政治角度解释的文化实践。在当时的延安城，歌咏已经不再仅仅是消除苦闷生活的调剂品，或者出于艺术欣赏的创意之作，而是融入政治意识形态的，以催生团结抗战、努力生产激情为目的的革命文化实践。因此，抗战时期的延安到处都是集体歌咏，人们总是自发地开展集体歌咏。东北作家雷加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拉歌”场景：“那个时代在延安生活过的人，他们都来到广场，参加延安的集会，唱着延安的歌曲。这些歌声像空中的云雀那样欢畅、自由，又像大江大河那样流去，无挡无阻，流向歌的海洋。”而当时延安歌咏盛景之所以生成的原因，主要为以下两点：
　　其一，抗战时期延安的专业音乐机构和人才队伍不断建设完善，大批优秀的延安音乐作品得以诞生。在抗战时期，大批青年音乐创作人才会聚延安，如冼星海、向隅、马可、郑律成等，同时，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成立并设音乐系，由此，延安有了专业的音乐创作人才队伍。其二，“大鲁艺”与“小鲁艺”相结合，注重集体歌咏活动的普及与提高。1940年毛泽东曾到鲁艺给毕业生们提出“到‘大鲁艺’去再学习”的指示，要求他们将文艺与社会、群众和革命斗争相结合。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些指导思想都被当时音乐工作者在实践中坚定贯彻落实。
　　由此，可从两个方面探究当时的延安歌咏盛景之实践路径。一方面，当时这些音乐工作者通过改造旧陕北民歌的内容和形式，创作出更利于传唱的新民歌作品。陕北民歌“是一种具有典型北方农牧交错带音乐特征的民歌形式，是一种与陕北地方相谐的声音景观”，收藏着陕北黄土地上的人们关于生活中一切悲欢离合的集体记忆，原来在老百姓间传唱的民歌到抗战时期依然传唱不息，成为延安集体歌咏的重要养料之一。不过，在抗战之前，这些民歌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关注。直到1945年，鲁艺整理编辑出版了《陕北民歌选》，参与该书选编的学者和音乐家通过删除衬字、衬句等方式消除陕北民歌原本的质朴粗野色彩，使得民歌更容易被传唱，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熟知,而后通过边区各地的宣传推广，才使得陕北民歌的关注度逐步提升。
　　另一方面，当时延安的青年音乐工作者就地取材制造乐器，将煤油桶改造成低音二胡，用脸盆、勺子、搪瓷缸等工具制成打击乐器，为创编出的进行曲、合唱曲进行伴奏，摆脱原先流于乡野的陕北民歌的清唱模式，最终创作出许多极富爱国主义精神和鼓舞革命青年积极生产、团结抗战的优秀革命音乐，如《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等作品。这些优秀的音乐作品与文学、戏剧、美术等其他延安新文艺形式共同建构了延安时期革命性的文化意象，如宝塔山、延河等。“在此，‘唱歌’所调动的青年的身体的亢奋，及其对于情感的激发和传播，正是革命动员所最为需要的辅助之道。”正如歌颂中国人坚强斗争精神的《黄河大合唱》一经问世，随即通过强有力的集体歌唱点燃了延安城的革命热情，而后又将延安的抗日救亡热情传遍全国，这也标志着延安歌咏艺术创作的顶峰。
　　二、互联网媒介建构的“歌咏城”图景及其挑战
　　在当代，互联网媒介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借此，一方面民众获取信息更加便捷，艺术素材被整合传播，满足受众的多样化需求，艺术享受日趋市场化、大众化；另一方面，繁多的媒介信息良莠不齐，开始出现表面热闹实则混乱的艺术“盛景”，为艺术发展带来不少挑战。诚然，这股互联网媒介春风，既为当代延安建构起“歌咏城”盛景，使得“有声的革命圣地”之故事继续流传；同时，这其中夹带的想象偏差和快餐式体验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代延安群众歌咏的良性发展。
　　如果说抗战时期，延安“歌咏城”是群众革命生产热情与中共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建设相结合的成果，那么当代互联网媒介建构的延安“歌咏城”图景则偏向于满足大众厚古薄今和猎奇的欣赏习惯，并不足以完全代表当代延安群众歌咏的真实情况。具体说作品方面，信天游的出现频次最多，内容主要是描述上世纪三四十和七八十年代的陕北地域文化，在或浓厚或刻意的陕北方言中，突出黄土地人民的自然乡野生活风貌，其中男性演唱者通常装扮出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的形象。这种互联网媒介图景的出现，其实是多样化竞争的结果，因为从艰苦集体记忆中走来的信天游确实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和演唱难度，这使得它足以支撑用户在互联网传播中突出个性和标签。但是，短平快的传播方式又进一步造成了其他受众对延安群众歌咏的刻板印象。
　　阿多诺指出：“音乐自身必须因时而动，而不是在其中失去自身；它必须将自身隔绝在空洞的洪流之外。”实际上，正如抗战时期，延安群众歌咏逐渐从自娱自乐的传统民歌小调过渡到代表先进文化、点燃革命热情的集体大合唱，当代延安群众歌咏其实也并未一直停滞在真空里，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外的发展变化影响也不单独隔绝了延安。经济全球化、日韩港台音乐迅猛发展、娱乐市场的专业化和扩大化，使得大众的审美心理渐渐改变，对音乐的个性化和共情性要求增高，由此，有着年代隔阂的陕北民歌听众开始流失，专业的演唱者锐减。不同于标签式的黄土地歌咏城互联网媒介图景，以近两年《中国好声音》节目延安站的海选赛为例，延安群众的参赛曲目既有陕北民歌，也有不少流行歌曲及英文歌曲。换言之，当代延安群众对于新的时代和新的音乐形式都是与其他城市一样感同身受的。
　　那么在这种互联网媒介图景和大众审美心理变化的双重影响下，会对当代延安群众歌咏活动的良性发展产生哪些挑战呢？首先，尽管群众歌咏活动属于公共文化建设内容，注重同构性和相等性，但是不同地区的音乐却需要更加注重个性化，因为群众对音乐作品本身的文化内涵和情感价值要求正在日趋提升。其次，互联网媒介利用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为传统民族音乐制造了传播热点，推动传统民族音乐“破圈”，有机会参与到与其他音乐形式的交流合作中，如用各种新颖的合唱方式演唱新编陕北民歌和新编红色歌曲、用陕北民歌唱法改编流行歌曲，同时，微信订阅号、短视频、App、全民K歌等媒介加强了传播的互动性和及时性，使得群众歌咏的形式日益多样化。
　　三、重塑当代延安群众歌咏盛景的几个维度
　　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为群众歌咏活动创建良好的环境，对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做好这种文化建设工作，有利于提升民族凝聚力、增强文化自信心。其实，从抗战时期“热气腾腾”的革命歌咏至今，延安已经培育了深厚的集体歌咏文化，不过，当前互联网媒介却使得这种文化转换成刻板的地域标签，忽略了大众审美心理变化。为此，有必要整合抗战时期“歌咏城”的历史经验，思考如何应对互联网媒介标签式信天游歌咏“盛景”所带来的挑战，重塑当代延安群众歌咏盛景。
　　首先是作品方面，当代音乐工作者要接续创作出悦耳且有意味的延安新音乐。抗战时期,延安之所以能够成为“歌咏之城”，正是那些将“大鲁艺”和“小鲁艺”相结合的特殊歌曲,它们不是一般的民歌小调儿，而是优秀的“有意味的形式”。然而，尽管当代人学习音乐的条件大大提升，但在互联网媒介中却极度缺乏具有代表性的反映延安新的时代价值内涵的优秀作品。对其他地区群众而言，提起延安群众歌咏，除了《兰花花》《赶牲灵》等经典信天游曲目外，知之甚少。因此，应该从质量和数量两个维度进行突破，创作出一系列更多新的延安音乐，接续民族审美与时代记忆，以改善当前互联网媒介中延安群众歌咏作品较为单一且偏向古旧的问题,重塑当代延安群众歌咏盛景。
　　其次是文化价值方面，加强关于陕北民歌、延安群众歌咏历史的深度立体化介绍宣传。尽管互联网媒介使得信息传播更加便捷，但同时其碎片化的形式也割裂了文艺本身所依赖的人文自然地理环境。比如短视频中陪衬信天游演唱者的黄土高原往往流变为舞台背景，观众只能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及炫技式的高音冲击，却无法对歌曲内在的历史背景和人文内涵获得沉浸感受，进一步隔绝了传统音乐与当代人生发共情交流。对此，地方文化馆、博物馆必须肩负起责任，建立新延安文艺专题馆等机构，同时推出专题纪录片，集中介绍延安群众歌咏历史及其人文价值,为其形成配套的深度立体介绍宣传。
　　最后是传播方式，应该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群众歌咏的地方交流平台，以更多优质品牌活动带动城市发展。实际上，互联网媒介的影响技术功能可以丰富信天游、革命歌曲的表现形式，由此激发大众的创作改编热情，使其更好地契合当代大众的审美心理。近几年，延安市已经举办了一系列合唱大赛、民歌大赛等，这些活动应该积极利用互联网媒介和5G技术继续推广，使其成为延安市特色文化品牌，助推形成延安特色旅游，以此带动延安持续向好发展。
　　过去，延安在艰苦环境中曾是“有声的革命圣地”，给中华民族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面对当前互联网媒介挑战和大众审美心理变化，从以上三个维度，呼吁更多的人行动起来，那么“歌咏城”的传奇就有可能在未来继续演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