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三部诗集《方位》，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要给一本书起这样一个名字，我说不知道。当然，不是我不知道，而是这个问题实在太过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我索性不从正面回答。其实，我心知肚明，人家未必不知道有许多事物，一旦需要命名，原本复杂的内涵和外延就被命名者简单化处理了，哪里还有什么为什么，只有是什么，或者像什么。赶上这种情况，无非是问话者想找一个说话的由头，借此活跃一下彼此间交流的气氛，不一定非要有一个形而上的解答。不过，时过境迁，现在我可以说了，所谓方位，对诗人而言，无非是出于这样三个层面的考虑：其一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在语言中找到存在的根据地，这是发现，也是命名；其二是情感的表达突然在一瞬间找到了突破口，这是方向，也是选择；其三是游离不定的灵魂，经过多年的追寻终于找到了栖息之所，这是坐标，也是皈依。所以，当我的这部诗集要在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时，感觉有一点惊讶，“西北”这个词，突然蹦出来而且第一次引起我的警觉，我不得不梳理它与我之间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西北一个叫西安的城市的城墙根下写作，并没有留意到，我的诗歌和我的人生与这个地方已经悄悄地建立了一种既逼仄而又开阔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的建立，直接导致了诗思合一的诗歌立场进一步加强。于是，我想到了“方位”这个词，并给这部诗集起了《方位》这个名字，以此纪念这个醒来以后无路可走的日子。然而，接下来我发现麻烦也随之而来，如果我接受了这个命名，它是否意味着我认同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否等同于灵魂找到了安妥之地?作为一个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困扰着我，被第三者反复提出来，我一时又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只好在别人的再三追问下缄口不语，或者，敷衍了事。
　　直至某一年，机缘巧合，西部著名诗人周涛在朋友圈看到我的书法，托著名作家方英文转嘱对我毛笔字的喜欢，并经方老引荐我们俩成为微信好友，他发来宋人朱敦儒的一首词《西都作》，要我抄录给他。当时我就在想，是什么样的一首词能让这位我一直敬仰但未谋一面的周大诗人对其情有独钟呢？于是，我急切地开始阅读，词曰：“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不看不知道，看了真还是吓我一跳，这简直就是李白第二，一个活脱脱的飘逸至极的诗人，虽然在文学史上名气不及苏东坡，但他实实在在是大宋最牛叉的诗人，是他引领和激活了两宋诗坛豪放派一脉，陆游、辛弃疾都是他最直接的文学受益者，令后人喟叹仰止。
　　当然，我不是一个批评者，无意于探究文学史上那些亮眼的星辰，谁重谁轻，我只是喜欢敦儒先生“我是清都山水郎”的自信与洒脱。一个诗人，当他作为一个诗人在大地上孤零零地行走时，自我身份的认定十分重要，由此而来的诗歌意义就存在于自己与外部世界的隐性关系当中，这就是这首词给我的深刻启示。大概就是这件事之后，我打算出版一部比《方位》更为明澈的地域性诗歌集《西部作》。目标定下来以后，我开始进入一系列写作前的准备工作，先是反复考察西部各省的文史、名胜、风物、山水、习俗、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史料与常识，哪些可以入诗，哪些无趣，可以放弃；并将古往今来与西部有关的诗歌也设法找出来，十分耐心地梳理了一遍，只有这样才能够弄明白每一首诗在表现和审美方面的得与失。等一切都就绪了，我即刻开启了一个人在西部大地上不紧不慢的游历，整日沉潜于天地之心，寻找那些无法言说的带着生命印记的属于自己的句子。
　　当然，我必须要说的是我的西部，它一定是一个地理上既相对固定形而上又各自游离的充满着神秘主义色彩的诗性世界，在动手写作之前，我给自己画了一张由北向南的路线图：即从陕西出发，经过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西藏、青海、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最后在广西收关。每走一步，我都心有仁念，让万物像兄弟姐妹一样与我一起成长。所以，在西部大地上我走出了一条与北斗七星遥相呼应的勺形路线，进一步让“西部”这个词在我的诗歌写作中赢得卓然不群的地位，从而融化掉诗歌的地域性、审美方式，以及意象流转的不确定性之间的隔膜，重塑当代诗歌曾经一度迷失的高蹈的理想主义气质。
　　所以，在我看来，我的西部还是一个有着本源文明但并不高调出场的江河生发之地，是伏羲和女娲造人的首善之地，更是传说中的西王母在被尊为“众山之父”的昆仑山呼风唤雨的祥瑞之地，因此，西部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高地，其人文基因具有着绝对的根性和神性，同时，这片土地还生长着豪放的野性、苍凉的诗性，甚至出现过悲天悯人的佛性。所以，我说我的西部，绝对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巨大存在，它先天的文化优越感，让我的西部诗歌具有了区别于其他诗歌的底气、霸气和征服时间的豪迈之气。
　　作为一个诗人，我一刻都没有离开过西部，我在西部已经度过了四十多年诗歌写作的低调时光，尤其是当我以诗人的身份每一次言说这个世界时，都会兴奋无比。特别是当下我不再满足于小情绪的简单抒情，而是进入一种处变不惊的大境界的冷静叙事，通过对语言的探索和对审美的不倦追求，使我笔下的西部诗歌有了另外一种静水流深的面目，加之，诗书画的兼修与成功跨界，大大地丰富和提升了我的写作视野与审美取向。
　　不言而喻，一个诗人到了我这把年纪，一定会安静下来，不自觉地关注一些自然和社会的本质性问题，不管是什么境况，所为何故，所有的写作，不再是单一的情感喧嚣式的写作，而是进入史与思的复杂的安静写作。我在一首《游三峡》的诗中写道：“许多人和事，即使久远/也是可以找回来的，如果我愿意”“那一年，在三峡上游玩，同去的除了李白，杜甫，还有苏轼/他们和我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背负着一个诗人的硬伤，想要/获得安慰。而我只是应朋友之邀/去长江上兜风，不期然与三位大诗人/一路为伴。我发现，他们给我的印象是颠覆性的/他们：低调，不苟言笑/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这样的句子在每一首诗里几乎都可以找到，它们共同构成了我现阶段诗歌写作的主要特征。
　　我当然相信，如果《西部作》给读者带来更多阅读方面的意外，我就不用多费口舌，来回答朋友们的提问。然而，他们还是会直接来问我，为什么要选择“西部”这样一个地理概念，来证明自己诗歌写作的必要性？说句真心话，我这个人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从来没有想拿写作来证明什么，之所以我要不断强调我是在西部写诗，并非是要敞开事物的广延，即时间与空间，而是为了更好地打通一个人的心灵世界与肉体世界，让那些世俗之人能通过奇妙的想象、梦境，甚至是怀疑，进一步找到另一个诗性的本我，从而让他们看见澄明的事实真相。换句话说，就是能让读者在阅读了我的这些西部诗歌以后，一定会自觉叫醒沉睡已久的灵魂，让那些被他们忽视了的隐身于客观世界内部的诗性充分地暴露出来，以此成全读者的好奇心与鲜活的诗歌感知力。
　　《西部作》收录了我的123首诗歌，这个数字完全是一个巧合，并非我有意安排。古语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我看来，万物纷繁，终究还是有迹可寻，就像我的这些诗歌，从表象上看，它们与西部的物事、人伦和天道密不可分，但事实上，每一首诗歌的精气神与地理学属性的西部相去甚远，它们只是我诗歌写作史上最轻松最愉悦的一次自觉出轨。倘若有一天有人发现了这个秘密，并在读过这些诗歌之后，终于明白那些挥之不去的沉重感仅仅限于阅读，而不是诗歌本身，那这个人一定是我的诗歌知己，最起码是一个同路人，对我的想法，能心领神会。
　　（本文系远村诗集《西部作》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