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工厂大门外的马路边很快便集聚起一批批摊贩，卖糖果的、卖烟卷的、卖蔬菜的，还有修鞋的、补锅的、裁衣服的，形成了一个天天聚散的热闹集市。当然也有胆大的，想跟随上班人群混进去看看稀罕，却每每被揪出来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后来人们才明白，警卫只认一种蓝色通行证，谁想混进去比登天还难呢。
　　这长安厂完全是苏式规划，分割为三个区。走进一道门，是以办公大楼为中心的厂前区，驻扎着林林总总的管理部门，头头脑脑们会在这里握手碰头，坐下来商议调度指令；走进二道门，一排排高大的厂房依次排列，从头走到尾就能发现铜料变成弹壳的秘密；空旷的后区，主要是煤气炉和产品中转库房，那个孤高的烟囱竖立在煤场的犄角，站到上面可以看到秦岭山下隐约露出的又一片屋脊。
　　那是长安的最后一道工序：火工区，也就是装配炮弹的区域。只见一条公路从兵工城向秦岭山脉蜿蜒伸去，佑护着一条清溪哗哗流淌，可进去走不了几步，便会发现绿植浓密得与天相接，漫山遍野，彩蝶扑闪，静谧得怕惊扰了陶渊明当年的修行处。待进入深处，才能见到掩映在树冠后边的一排工房，错落有致地依川而列。似乎很少有人从峪口出来，偶有闲人想进山猎鸟，刚走几步就会发现路口岗楼，永远挺立着两个持枪的警卫。
　　忽大年已经被任命为这座机械厂的厂长了，后来又兼上了党委书记。偶尔召开全厂职工大会，他会气宇轩昂地坐在主席台中央，手握话筒就像当年战前动员，从国际到国内，从美帝到蒋匪，最后总会落在黄澄澄的炮弹上，让听的人禁不住摩拳擦掌，回到车间就会把机器的轰鸣带到夜半，不等月末办公楼前就被花花绿绿的捷报贴满了。而为一七〇师雪耻的念头，一直在厂长脑海萦绕，他期待长安炮弹能飞进美国鬼子的兵营，落到台湾岛的碉堡上，但这个梦想似乎在一天天远去，那个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绝密计划，竟然销声匿迹了，好像野战军的弹药库储备满了，似乎上上下下都很享受这种远离硝烟的时光。
　　似乎人们把战场上的仇恨，变成了篮球场上的对抗。每到周末夜幕降临，各兵工厂的灯光球场就亮如白昼，人围得水泄不通。那个攻防兼备的长安球队，似乎就是忽大年骄傲的延续，常常过关斩将打进决赛。似乎只有渭河球队心有不服，叶京生动不动会率领球队过来挑战，虽不能说屡战屡败，却常常是铩羽而归。而且，忽大年也已习惯了在三层楼宇构成的街坊转悠，习惯了坐在楼里听听收音机的音乐，也习惯了上班前看着儿子吵吵闹闹洗脸，拉拉扯扯地上学，有时候两个小家伙会故意跑到门口，按住门扉上写着俄文发音的胶布，做出一副要撕的架势，却没等忽大年吼叫就一溜烟儿跑了。
　　他知道孩子是在逗他玩耍，却每每忍不住要急，只有靳子知道那些胶布是他的“秘密武器”。
　　长安人知道他也能说几句俄语了，其实他只会蹦几个单词，鹦鹉学舌，连不成句，但那老伊万却能听得懂，只要是他俩对话，老伊万也会变得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往外蹦，看着两人对口相声似的，惹得人直想掩嘴偷笑。当然，也有人说厂长会讲俄语是妹妹开了小灶，否则他一个扛枪人怎会操弄洋腔呢。
　　其实，忽小月最看不惯这俩人单词对话了，恼得她几次说，你俩快退化到原始人了。不过，只要往外蹦单词，老伊万就特别好沟通，多大的事也会“哈啦嗦”的。
　　后来，是靳子揭开了这个秘密，忽大年开始把单词发音写在胳膊上，一出汗字迹就模糊了，靳子让他写到了衬衣袖子上，这就成了他的撒手锏，也把专家们听得目瞪口呆。忽大年尝到了甜头，把家里用具全贴上了白胶布，写上了俄语发音。呵呵，端起碗是单词发音，抓起杯是单词发音，甚至床头、门窗、灯绳、碗碟，连钥匙链上都贴着胶布，写上了相应的俄语发音，以至老伊万几次抓住他手腕，喊叫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呢。由此，他特别害怕靳子发飙，惹恼了人家，会在一个晚上把家里的胶布一揭而光。
　　为了家里后院的平静，忽大年只能耍些小恩小惠，最明显的招数就是去特供小灶打饭了。平时他只在家里用一顿晚饭，早饭和午饭都是去干部小灶用餐，而那个挠得人们心尖发痒的小灶，离干部楼只有步行八分钟的路程，人们对那个特供待遇羡慕极了，路遇熟人打招呼总免不了提一句，去小灶吃饭啊？人们都以为小灶顿顿鸡鸭鱼肉，天天灌得脑满肠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