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3年07月28日
对文人文化活动与诗体生成演变内在关联的新探讨 ——评吴大顺《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体形式的生成与流变研究》
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历史阶段，它不但孕育了多样化的诗体形式，并且对近体诗的形成、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体形式的生成与演变是文体学研究的重点，以往学界的文体学研究重点聚焦于文体形态的生成与流变。吴大顺教授《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体形式的生成与流变研究》于2022年10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诗词曲源流史”（11＆ZD105）子课题成果。该著不仅考察文体形态的生成流变，而且重点聚焦于促进文体形态生成与流变的原因和机制等问题，尤其醒目者有三点：
一、突出文人文化活动对诗体建构的意义
该著从“文化文体学”的视角探赜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体形式，其核心观点是突出文化活动对文体的建构意义：一是提出“文体是人们在文事活动中建立起的一种体式规范”，二是认为“文体的文化功能是在人们使用文体的行为中实现的”。一种文体体式规范的定型，是由社会共同认可的全域性价值决定的，人们建立文体体式规则有其特定的目的，那就是确立一种集体化的写作范式。因此文体体式的规范化过程是通过人的“文事”活动建立一种满足社会普遍需求的文体体式。
从体制结构来看，该著作着力从诗体形式的结构特征、文化功能、诗体建构过程三个方面进行探析：一是对先秦至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作详细的体式分解，二是分析历代仪式歌辞、娱乐歌辞、文人拟乐府的文化功能，三是论述文化活动对诗体的建构。如：上篇第一章“汉代宫廷仪式乐歌的音乐类别与诗体形式”从“汉代宫廷仪式乐歌的诗体形式”“汉武帝‘独尊儒术’与礼乐文化建设”“汉代宫廷仪式歌辞的生成机制”三方面出发，总结了汉代宫廷仪式歌辞的结构特征，并以汉《郊祀歌》《安世房中歌》为典型，指出汉代仪式歌辞以四言为主的诗体结构是由仪式歌辞的文化功能决定的；第五章“《汉鼓吹铙歌》十八曲歌诗体式建构”通过分析十八曲歌诗的体式结构，论述《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来源及其性质，探讨《鼓吹铙歌》曲名、诗体的生成以及《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语体特征，揭示乐府机关改造歌谣的文化活动对铙歌十八曲诗体结构的影响。此外，该著作中篇“魏晋诗歌体式的建构与流变研究”、下编“南北朝乐府诗的体式建构与流变研究”同样也是从诗歌的结构特征、诗歌的文化功能、诗体的建构过程这几个方面进行构思，以此揭示魏晋至南北朝诗体的生成、流变。该著将诗体的生成、演变视为一种文化现象，突出诗体在历史语境中的文化意义。
二、重视语言雅俗流变与文人翻写活动在诗体建构中的作用
著作认为：“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体建构中，雅言与方言俗语的互动交流是诗体新变的重要动力。”强调语言体系的变迁、雅俗的转化对诗体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第十章“乐府文本生成与汉魏五言诗体式建构”指出：乐府“文辞本”的雅化、翻写，和文人对五言“乐辞本”的传播，确立了五言句式的典范；建安文人由“应歌”向“应诗”的转变则进一步促成了建安“五言腾涌”的现象。著作深入分析了乐府“乐辞本”与“文辞本”的特征和生成原因，指出语言的翻写在诗体形式建构中的关键作用，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的体式建构，是诗人在使用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对口语和书面语、雅言与俗语选择和取舍的结果”。“乐辞本”与“文辞本”都存在语言的翻写现象，乐府“乐辞本”的记音就经历了方言到语体的统一过程，乐府“文辞本”则是官方机构对民间歌谣的改写。由于官方文人的翻写，乐府“文辞本”得以广泛传播，歌辞原本的含义、功能和语言技巧则受到了重视，于是文人创作逐渐由“应歌”转向“作诗”。汉魏文人则“在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表现世俗、音韵和美、结构整齐为旨趣的审美范式，构成了汉魏五言古诗最基本的体式风貌”。此外，现存汉代歌谣的句式无太大区别的原因，同样是经过了方言到通语翻写的结果。
三、为诗体生成与演变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著作着力揭示人的文化活动对诗体建构的意义，即人的文化活动如何影响诗体的建构，从而为诗体形式的生成、演变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历史文化空间与环境等决定文体的功能和传播方式，文体的功能又影响文体的传播方式和文体的形式，文体形式作用于文本的写作，文本写作规则的总结和拟写确立了文体的体式规范。著作认为：“乐府诗的体式建构与两汉魏晋南北朝礼乐文化建构的体制、机制及其文化功能密切相关，但文人拟乐府的体式建构是基于乐府诗特定的类别特征和文人现实关怀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自有其特殊的生成方式。”这当是对这一研究范式颇为精当的总结。
著作一再强调，某种文体形式的形成是由许多历史环节决定的，如文体所运行的文化环境、传播方式、文人的集体确认等，其中文人的集体确认对文体形式规范的形成十分重要。文体体式规范的确认是在文人写作实践的文化活动中建立的。荀勖、曹植、傅玄、陆机、鲍照等人相继的乐府创作，推动了乐府体式的演进，而刘宋文人的大量拟作，使文人乐府诗的规范逐渐清晰，也促进了唐代歌行体的发展。
总之，吴大顺教授《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体形式的生成与流变研究》从“文化文体学”视角，对汉魏晋南北朝诗体形式的生成、流变进行了全方面的观照：一是揭示文化活动对诗体建构的意义，二是分析了诗歌体式生成、演变的文化运行机制，三是突出语言的雅化、翻写对诗歌体式建构的作用。该著作的最大意义是从文人文化活动角度为诗体的建构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范式。
一、突出文人文化活动对诗体建构的意义
该著从“文化文体学”的视角探赜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体形式，其核心观点是突出文化活动对文体的建构意义：一是提出“文体是人们在文事活动中建立起的一种体式规范”，二是认为“文体的文化功能是在人们使用文体的行为中实现的”。一种文体体式规范的定型，是由社会共同认可的全域性价值决定的，人们建立文体体式规则有其特定的目的，那就是确立一种集体化的写作范式。因此文体体式的规范化过程是通过人的“文事”活动建立一种满足社会普遍需求的文体体式。
从体制结构来看，该著作着力从诗体形式的结构特征、文化功能、诗体建构过程三个方面进行探析：一是对先秦至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作详细的体式分解，二是分析历代仪式歌辞、娱乐歌辞、文人拟乐府的文化功能，三是论述文化活动对诗体的建构。如：上篇第一章“汉代宫廷仪式乐歌的音乐类别与诗体形式”从“汉代宫廷仪式乐歌的诗体形式”“汉武帝‘独尊儒术’与礼乐文化建设”“汉代宫廷仪式歌辞的生成机制”三方面出发，总结了汉代宫廷仪式歌辞的结构特征，并以汉《郊祀歌》《安世房中歌》为典型，指出汉代仪式歌辞以四言为主的诗体结构是由仪式歌辞的文化功能决定的；第五章“《汉鼓吹铙歌》十八曲歌诗体式建构”通过分析十八曲歌诗的体式结构，论述《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来源及其性质，探讨《鼓吹铙歌》曲名、诗体的生成以及《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语体特征，揭示乐府机关改造歌谣的文化活动对铙歌十八曲诗体结构的影响。此外，该著作中篇“魏晋诗歌体式的建构与流变研究”、下编“南北朝乐府诗的体式建构与流变研究”同样也是从诗歌的结构特征、诗歌的文化功能、诗体的建构过程这几个方面进行构思，以此揭示魏晋至南北朝诗体的生成、流变。该著将诗体的生成、演变视为一种文化现象，突出诗体在历史语境中的文化意义。
二、重视语言雅俗流变与文人翻写活动在诗体建构中的作用
著作认为：“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体建构中，雅言与方言俗语的互动交流是诗体新变的重要动力。”强调语言体系的变迁、雅俗的转化对诗体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第十章“乐府文本生成与汉魏五言诗体式建构”指出：乐府“文辞本”的雅化、翻写，和文人对五言“乐辞本”的传播，确立了五言句式的典范；建安文人由“应歌”向“应诗”的转变则进一步促成了建安“五言腾涌”的现象。著作深入分析了乐府“乐辞本”与“文辞本”的特征和生成原因，指出语言的翻写在诗体形式建构中的关键作用，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的体式建构，是诗人在使用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对口语和书面语、雅言与俗语选择和取舍的结果”。“乐辞本”与“文辞本”都存在语言的翻写现象，乐府“乐辞本”的记音就经历了方言到语体的统一过程，乐府“文辞本”则是官方机构对民间歌谣的改写。由于官方文人的翻写，乐府“文辞本”得以广泛传播，歌辞原本的含义、功能和语言技巧则受到了重视，于是文人创作逐渐由“应歌”转向“作诗”。汉魏文人则“在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表现世俗、音韵和美、结构整齐为旨趣的审美范式，构成了汉魏五言古诗最基本的体式风貌”。此外，现存汉代歌谣的句式无太大区别的原因，同样是经过了方言到通语翻写的结果。
三、为诗体生成与演变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著作着力揭示人的文化活动对诗体建构的意义，即人的文化活动如何影响诗体的建构，从而为诗体形式的生成、演变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历史文化空间与环境等决定文体的功能和传播方式，文体的功能又影响文体的传播方式和文体的形式，文体形式作用于文本的写作，文本写作规则的总结和拟写确立了文体的体式规范。著作认为：“乐府诗的体式建构与两汉魏晋南北朝礼乐文化建构的体制、机制及其文化功能密切相关，但文人拟乐府的体式建构是基于乐府诗特定的类别特征和文人现实关怀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自有其特殊的生成方式。”这当是对这一研究范式颇为精当的总结。
著作一再强调，某种文体形式的形成是由许多历史环节决定的，如文体所运行的文化环境、传播方式、文人的集体确认等，其中文人的集体确认对文体形式规范的形成十分重要。文体体式规范的确认是在文人写作实践的文化活动中建立的。荀勖、曹植、傅玄、陆机、鲍照等人相继的乐府创作，推动了乐府体式的演进，而刘宋文人的大量拟作，使文人乐府诗的规范逐渐清晰，也促进了唐代歌行体的发展。
总之，吴大顺教授《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体形式的生成与流变研究》从“文化文体学”视角，对汉魏晋南北朝诗体形式的生成、流变进行了全方面的观照：一是揭示文化活动对诗体建构的意义，二是分析了诗歌体式生成、演变的文化运行机制，三是突出语言的雅化、翻写对诗歌体式建构的作用。该著作的最大意义是从文人文化活动角度为诗体的建构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