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父姓张名讳景春，西安市长安区子午镇递午村（因转音今读九村）人，1992年仙逝，享年78岁。属兔，我查了一下黄历，当是1915年出生。
　　岳父原本长安仁村人，从小很可怜，出生4个月丧母，12岁丧父，真可谓年幼失怙。丧母后，被寄养在奶妈家；丧父后，十几岁的他便离开本村东游西荡，开始给人打短工；闲暇没活干了，就去舅、姑、奶妈等亲戚家混吃蹭饭。1932年冬，徐向前部队经过子午的时候，时年18岁的他随部队走了。从此，他跟部队转战南北。
　　岳父在世的时候，多次给我讲过，辽沈战争期间，他的部队驻扎在辽宁葫芦岛。后随军南下，参加平津战役等解放战争。1949年后，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担任51号兵站站长。作为站长，他的职责就是给所辖部队分发枪炮子弹。因此，部队的团长、营长们为了能让多分给一些补给，都和他套近乎，拉关系。岳父曾获得解放东北纪念、解放华中南纪念、抗美援朝纪念等多枚勋章。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回国在江苏休养、学习。先转业到中共长安县委工作，后历任长安县服装厂书记、铁器厂厂长、农机修造厂工会主席等。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岳父响应党的号召，动员岳母从商业战线下放农村，落户到九村九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岳父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带头挖防空洞，因井绳断裂，不幸跌倒受伤，被送到西安红会医院抢救治疗，得以恢复；后又因患心脏病，在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4个月，痊愈出院后，即回九村休养，再也没有上班。
　　那时，因为在曹村南边要修一个军政干校，所以曹村周围各村包括九村、甫店等村子的农家都住进了修建军政干校的战士。驻村部队的领导闻知岳父的战争经历和身份后，便时常邀请“首长”给战士们作报告。战士爱听战争故事，岳父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岳父每次作报告回来，都特别高兴。
　　岳父少年命苦，历经坎坷，战争中死里逃生。他知道幸福来之不易，因而倍加珍惜；知道生活中任何困难都是暂时的，因而每每给人以劝说、安慰和鼓励。
　　1989年，我和爱人从汉中调回渭南工作，爱人工作一时没有落实到位，上不成班，连续七八个月一直住在娘家，情绪极为不佳。我每次回去，爱人在问知工作仍未落实后，便不免对我发脾气，埋怨我不该把她调回来。而每当这时，岳父总会从旁劝说宽慰女儿：小蔡跑着呢，慢慢就会好的。
　　当时，对于调动，我亦有所后悔，但难于向人诉说，只能苦水往肚里咽，只能东跑西颠，试图另换一个单位。但换单位何其难矣！后经家人动用关系，爱人工作单位方得以落实，其心情才有所好转。
　　那时各单位都是公房，住房普遍紧张，不像现在可以自己买。她作为新职工，分房自然轮不上她，只能住在我调入的单位。而我的单位也同样没有住房，宿办合一，且所在三楼没有上下水，带着两岁多的孩子，生活极为不便。
　　爱人虽然有了工作，但毕竟住房条件远不如原来单位所住家属楼方便，生活的巨大落差，稍不如意，就会触动爱人的负面情绪，就会朝我倾盆发泄。
　　两年后，单位终于给我分了一套五六十平米的旧单元，爱人的心情终于大为好转。爱人和我商量，想把父亲接来小住一段。我说：“好！”
　　1992年，岳父住院的时候，我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系出版我的译著《域外幽默》，当时因为天热，我在八里村公交站换乘，等候3路公交车时，见站牌下地上树荫处躺着一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我的二挑担张秦龙兄。他见是我，便给我说了岳父因病住在西安医学院，并说了科室和床号。我到出版社办完事就直接去了医院，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岳父及其家人，看望了解情况后，当天下午连黑赶晚回到渭南，给爱人说了岳父的情况。第二天，爱人就请假回西安到医学院探视父亲了。
　　几天后，岳父去世。
　　30年过去了，但岳父给我的印象依然如故：他坐在自家前门口，面朝西，抽着烟，旁边地上放着他带盖的茶杯，独坐或与人聊天。
　　每见我们回来或听到我们叫一声“爸”，岳父就高兴地说：“我娃回来了！”随即站起身来，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提着板凳往回走，我们则紧随其后，跟着进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