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背靠青山、右依土岭的村子。村子东侧是一条南北通畅的水渠。遇到雨天，全村的雨水便会统统汇入水渠，往南注入峒峪河。雨歇天晴，渠里的水也不会干涸。再往东，又是一条自北而南的水渠。顺着快要溢堰的渠水而下，一座高大雄伟的屋宇把一渠活水一口吞下。那建筑，足有普通民宅两三层的高度，结实，坚固，气势不凡。屋子为三大间，中间一整间高出地面两米有余，上面东、西有两个巨大厚重的石磨，在水轮的带动下日夜转动。
　　父亲便是水磨坊的管理人。
　　水磨坊西间靠着山墙，父亲盘了一个土炕，也是新式的盘法，叫炉炕。当时村子里只有父亲一人会盘。这种炕可以烧硬柴，没有烟，柴在炉齿上面呼呼燃烧，炉齿底下便是红通通的木炭，在烤火的同时，把土豆、红苕埋进火堆里面烤熟。我还经常把母亲蒸的馒头、包子拿到那里，烤得外焦里软，咬一口，嘴里嘎巴脆响，麦香味便在舌尖回旋，久久舍不得下咽。
　　每年到了秋末，我便会随着父亲晚上住到水磨坊的土炕上，因为那里一直到第二年夏初，父亲都会在每天晚上把炕烧得火热。当然，由于父亲炒得一手好菜，又善于用铁甑蒸米饭，所以村里人的红白喜事，都是请父亲做大厨。还有，谁家娶媳妇前，盘一个新式的炉炕已经是家家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父亲也是闲不下来。那个时候，父亲便会让我替他照看磨子，在上一家面快磨完时去通知下一家。
　　那个年代，不像现在，一切用金钱衡量。父亲所做的一切完全义务，收获的是村民们的敬重和自己的满意。“把钱看得厚重了，人情就变得轻薄了。”父亲常常这样说。
　　在水磨坊里流水冲击水轮的轰鸣声中，时光滴滴答答偷走了我多少个青春年华，也给我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记忆，老了大脑不至于懒惰、无所事事而萎缩。父亲的身影，轰鸣的水声，石磨缝隙间缓缓流淌出散发着麦香谷香的细面，冬天里水轮下面丈把长的冰棱，红红的炉火，明亮的马灯等交替着唤醒大脑的沉沉欲睡：水渠溃堤了的深夜，父亲扛着铁锨，我提着马灯和父亲一起去堵塞漏洞时发现了眼冒绿光的饿狼；正在磨面的婆媳恶吵盈天，父亲把她们劝说得怨气全消，和好如初；明亮的马灯，灯下埋头看书的我。
　　我在那段日子，虽然生活贫瘠，但精神丰富。我读了《红楼梦》《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与黑》《薛仁贵征东》《岳飞传》《隋唐演义》《创业史》《吕梁英雄》《新儿女英雄传》《青春之歌》《红岩》《毛泽东选集》。初中一年级，在那个充满温暖的土炕上的夜晚，我趴着借着不掏钱的马灯，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了五万多字的小说《豹虎洞》，还不知轻重地把它寄给了一家杂志编辑部。连同手稿一同被退回的还有编辑“你还是先写写豆腐块吧！”十个字再加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夜晚，父亲查渠时摸到了一条很大的野生鲤鱼，父亲把它杀了，在鱼体内外抹上盐，在鱼肚子里塞满了新鲜的藿香叶子和翠绿欲滴的青葱，放到炉炕的炭火上烤，滋滋作响的鲤鱼被父亲的耐心烤得外焦里软，香气满屋。我给母亲送回去了一部分，剩下的就和父亲围坐在炉火旁分享。那可是我人生第一次吃鱼，也是我吃得最香的一次鱼。
　　在那里，我也体验到了人生第一次局促、紧张和手足的无处安放——因为有我的老师在台子上面磨面，或者是同班的女同学陪着她的父母在台子上面磨面。
　　水磨坊承载了我太多的梦想，储存了太多的记忆。留下了我崇敬的父亲忙碌而驾轻就熟的身影：卸、装如椽般的磨杠；吊、防沉重的水槽；查看、修补如同奥兰多环球影城里摩天轮般高大的水磨巨轮上每一个部位；过秤、算账熟练的口算；陪着磨面人去村出纳家交钱时稍显瘦削的背影。如果说，没有水磨坊当年那么多的文学积累，我的精神世界肯定没有那么多鲜活的文学人物的陪伴，那该是多么可怕的孤寂！
　　后来，村里用水磨坊的收益买了一台磨面机，是用柴油机做动力的。水磨坊的压力大大减轻了。管理那些现代化机器的是一个我叫他“尊生哥”的偶像般的回乡中学生。每当尊生哥修理柴油机时，父亲就会在旁边帮忙。时间长了，尊生哥有事，修理因故障停摆柴油机的事就由父亲代理。父亲回到家里，会给我讲马力、功率、活塞、三缸四冲程等现代化的知识。
　　水磨坊虽然远去了，但它留下的美好在一个人的心里，远远没有离去。